[讨论]南街村-把社会主义优越性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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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之初，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带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历史烙印，在权力斗争过程中为迎合西方国家的政治取向和争取西方舆论的支持，粗暴地放弃了刚刚建立和正在完善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制度建设，并且，还不断地对社会主义优越性进行彻底的诽谤，把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社会主义本质说成是无法提高生产力制度，是“养懒人”的制度，公开地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背离的道路，扑向了资产阶级的怀抱。

历史是客观公正的。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个真伪问题逐渐清晰起来。

在用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所有制，在以个人为中心丧失了制度优越性的小岗村
无疑是最失败的实践，它除了两极分化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大部分群众生活无着，甚至有的村民还想唱着花鼓去要饭.....

而在河南临颖的南街村景象则完全不同，在这里善良、质朴的南街人民依靠毛泽东思想，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制度，不断提高和改善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使其成为了一种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不懈动力，南街村人民无论是思想还是物质生活都走在了中国农村的前列，正迈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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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有一项制度：村民上学接受教育一律由村里报销。所以，在中国农村中南街村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应该说是农村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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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呀，好制度。

阳光鱼

临颖南街村,每天大喇叭里播放的是"东方红,太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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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河南一个既像郊区住宅开发区又像工业园区的小村庄——南街村里，每个人都能终身获得就业机会和一套免费装修的公寓。街道干净整洁，治安良好。邻居们都热心公益。教育和医疗保健不同于中国的其它地方，这里都是免费的。公用设施，食品甚至连啤酒都是免费的。也许有一天，衣服也会免费。
这个村的人都唱着共产主义歌曲排队去上班，他们还背诵其它地方的人早已忘记的毛泽东语录。如果他们被认为懒惰，不整洁或不合作，就有失去应得利益的危险。生意和财产都不能被私人占有，不提倡个人银行帐户。工厂和学校负责对村民进行素质教育。
在这里，没有人批评这种制度，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思想道德高尚，公社精神在这里得以生动地体现。
在改革中的中国，南街村并不是唯一一个将工业利润用于公社生活的村庄。但它可能是第一个尝试并放弃了私有化后这样做的村子。而且它是在泼掉洗澡水后，又把孩子找回来的最成功的例子。
村民富裕的生活，村内宽阔的道路，高大的厂房，高标准的住宅，现代化的学校，一流的幼儿园令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惊叹不已。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南街村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村务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办法：如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反对承包制；强调共同富裕，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反对分发奖金，提倡“八小时之内拚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他们提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致力于首先在南街村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如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斌所说，“南街的作法和提法可以说轰动海内外，惊动上层。众说不一，争论不已。”
南街村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并大张旗鼓地展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始于80年代初。为什么要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党委书记王洪斌有过多次说明：“因为南街发展的是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要想使南街的集体经济长期得到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永远走下去，我们认为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
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南街村于1992年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提出在一个村范围内首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对此，王洪斌也有自己的解释，“为啥要把南街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我们南街这一百多名党员，尽管说水平不高，但是，我们没有忘记誓言，没有忘记宗旨，没有忘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按农民朴素的语言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实际做一套，不能说话不算数。再说，‘共产党’这三个字没有变，尤其是前面两个字‘共产’，共产党没有变成私产党、自由党，还是共产党，从字义上讲，还是搞共产主义。党的基本路线还没有变，宗旨还没有变。根据这几方面的因素，南街提出来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当时北京有一位理论工作者找到王洪斌说，你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不结合实际的，甚至说是错误的。王洪斌说：“先不说科学不科学，结合不结合实际，正确与否，要想正确评价南街这个提法，首先要转变对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过去咱们接受的共产主义教育，就是世界大同。关于世界大同的问题，世界上前五千年没有出这样的人，恐怕后五千年还不好出这么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即使能出现一个人把世界大同起来，他也不可能一小时之内把世界大同起来，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实现。中国每一个村都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中国不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了吗!全世界每个村都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了，世界不就大同了吗?”
在分配上，南街村实行工资加供给和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办法，工资仅占收入的40%左右，各种福利占60%，不发奖金。在工资发放上同时实行四个倾斜：一是集体与个人相比，向集体倾斜，不断扩大公共积累，增加公益福利，不搞高收入、高分配；二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比，向脑力劳动倾斜；三是外工与内工相比，向外工倾斜，外工工资比南街村籍工人工资高20-30%；其四是农业工人与企业工人相比，向农业工人倾斜，农业工人比企业工人的工资一般高出30%左右。我们所调查的南街村职工工资收入大多为180元左右，有的月工资仅100—120元，但是，南街村享受大量的公共福利。免费提供村民个人生活所需的“一切”。正是由于村民收入的唯一来源是集体分配，并以福利为主，使村民之间收入基本均等，差别极小。这也是南街村追求“共同富裕”的表现。
对于南街村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分配办法，王洪斌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工资制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供给制体现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工资制与供给制的结合“可以让人们享受到社会主义的甜头，又感受到共产主义的美好”；另一方面，“私心是万恶之源”，私心的根源是私有制，要铲除私心，不仅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要实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南街实行工资制加供给制，并逐步减少工资分配，扩大供给比例，就是逐步缩减和消灭村民生活水平的差别及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最终让每个南街人富得个人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消灭私心，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为此，南街村也基本不搞“物质刺激”，反对分发奖金。按照王洪斌的说法，“在南街奖金越发，人的私心越大；奖金越发，人的觉悟越低；奖金越发，人与人的关系越淡薄；奖金越发，党组织的形象越坏，党群关系越紧张。”因此，虽然村民职工在工作时间之外经常加班加点，或参加社区其他工作，但这一切都是尽义务，作奉献，不发一分钱加班费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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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以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且极富特色的作法而闻名全国，其实，南街村对社区严格的管理及对“违规人员”严厉的制裁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一方面通过经常不断的思想教育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通过制订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运用多种强制和半强制的手段督促人们，对违反社区规范的人员给予“重处严惩”，并将此视为思想教育的另一种方式。按照他们的说法：“提高思想觉悟和积极性，有两种有效的办法，一是‘调’(调动积极性)。二是‘压’(给予一定的压力)。教育毕竟不是万能的。为了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破私立公”，他们强调“一靠政治攻心破私立公。政治攻心就是要做好小社区建设者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尤其要树立建设者的共产主义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二凭务实效应破私立公。……尽一切办法给群众、职工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且改善工作环境。生活与工作方面的实际问题解决好了，建设者就更能以事业为重，事业心强了，私心就会相对减少，公心就会随着增加。”“三靠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破私立公。”他们认为，“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政治攻心固然是破私立公的有效方法，物质变精神固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调动建设者积极性的手段和措施，但是，只靠这两方面的工作，要想使私心销声匿迹，还是不够的。要想彻底破私立公，还必须有一套带有强制性的措施。在村里要形成一种限制私有制的氛围，使人人以私为臭，见私喊打，‘谈私变色’。如此，‘私’字便没有了它滋生、蔓延的土壤，缺少了它生长所需要的空气，‘私’字在社区里就没有了市场。这就必须设立一套管私、治私的机构，制订一套规章制度，让群众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南街村时常被人们看成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方净土。南街村连续十几年基本没有刑事案件发生。村民楼普便没有防盗窗、防盗门。但与此同时，村内却保存着一支有力的治安队伍，有专门的安保处和治安室；有130多人的全脱产半军事化的民兵连站岗放哨；还有“到处转悠的义务巡逻队”。有的村干部就直言不讳地说“南街是管出来的”。王洪斌也曾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治国之本。我们没有对人采取专政手段，但一直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对个别坏人坏事一直在进行孤立打击。”
在现代的中国乡村，南街村治显示出明显的独特性，社区社会经济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南街村特殊的经济模式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在完全集体化的社区及社区企业化的管理条件下，集体经济的存在形式及其经营管理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社区治理方式。当然，从南街村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高积累，低分配，高福利，低工资，集中管理以及不断的政治教育、“兴公灭私”等等作法来看，无疑是“老办法”，并不是新的创造，这一切在人民公社时期已经存在和出现过，不过，虽然今日的南街村正在努力维护和重现“传统”，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及环境的改变，南街村的管理体制和方法及社区发展道路和行为方式已发生诸多的改变，即使是一些“传统”的作法，也具有新的功能和意义。南街村在严格的“内方”管理的同时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采取“外圆”的策略；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已不再仅仅是农业，而是以现代工业为基础。集中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工业企业管理的特点和优点。这使传统的管理方式具有全新的内容和意义。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村社区的组织形式，也使社区组织与管理方式及权力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行企业化管理；此外，南街村已不再是人民公社时期缺乏独立性的组织单位，而且成为拥有独立的产权和利益边界的法人集体。这些都意味南街村存在的形式、生存的环境及其行为方式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说南街村依然表现出较强烈的“传统”色彩的话，那么，这些传统已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是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一条光明道路。
许多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其实是很重的，而许多家庭，有大的有小的，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集体，也是一个集体所有制。而家庭成员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努力为自己的家创造财富，而且并不打算记住自已对家庭的贡献，挣来的钱也统一管理，统一在家庭内部按照需要和合理程序进行分配。但这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或者说在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却美名其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的眼中，这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要将帐算清楚，这家产中多少是丈夫挣来的，多少是妻子挣来的，一分一毫都要算清。问题是，算清本身是一种艰深的脑力劳动，在这方面花的时间过多也是低效率的表现，而一个家庭本来都把对方视为自己，都是兄弟姐妹，在内部懒得算清，主动地不算清。比如大家努力上山围猎，最后打死了一只老虎，那么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就必须搞清楚是谁开的枪，这只老虎就归谁所有，其它人当然没有份。而如果大家都是兄弟，打着了老虎的人也就是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而已，老虎还是归大家所有大家一起吃肉。那么，这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吗？其实，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就一定会降低效率是不对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共产党闹革命的过程中，也有干多干少，但并没有影响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有很多帐本来就是算不清的，硬要去算也是一种挑拨离间产生矛盾的方式。这里还是牵涉到一个人的本性问题，这和后天的教育有关，如果教育他成为一个无私的人，他就是一个无私的人，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是存在的。如果教育他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南街村这种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一个特大的大家庭制，在这个大家庭中所有的成员都努力为家庭做贡献，挣来的钱都归这个大家庭所有，并不把帐算那么细，而一旦有了难，这个大家庭一定负责到底，有病治病，退休了养起来。而在每个人怎样挣钱方面，是不拘形式的，完全可以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办事，也许这个人是出外打工挣钱，那个人是办了一个企业，有的人就在村里的企业工作，和任何其它的经济实体也可以签订任何经济合同，资金的流动和人员的流动都不成问题。总之，一个小家庭怎么运作，这个大家庭也怎么运作。外来人口要加入南街村这个大家庭怎么办？那确实难。但并不影响外来人口和南街村这个大家庭签订各种经济合同。当然也可以合资。总之，就是分清楚大家庭的内部和外部，外部按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内部则不分你我，大家相亲相爱。因为家庭的成员根据需要也可以出外打工，也可以到外面投资，什么都能够做，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挣来的钱是大家的，在内部不分你我。当然，要维持这么一个大家庭需要大家有这种共识，就是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如果南街村的大多数人民都喜欢自私自利，不喜欢现在这种生存方式，南街村当然一定维持不下去。而且，需要通过思想教育或者后天的训练使人们愿意这么做，心甘情愿这么做。正如资本主义培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规则一样。对中国人来讲，家的感觉，亲情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国建立起许多大的家庭。这种管理方式建立起亲情关系，犯罪率当然大大下降。而这些个亲情关系一旦受到破坏，面对一个残酷的社会，犯罪率必然迅速增加。比如说深圳报纸上，一些阔佬们经常投书报社抱怨街上的乱摆卖，将那些乱摆卖的人看作是坏蛋，骗子，于是市政府出动大量警力去镇压乱摆卖。可是社会主义的处理方式就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要将所有这些人，包括乱摆卖的人，都看作阶级弟兄，因此要关心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是靠什么谋生呢？如果禁止他们乱摆卖，能不能将他们组织起来，搞一些象样的商业活动呢？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呢？可是现在不是这样，而是指责他们都是坏人，那么这坏人总存在怎么办？抓进监狱？如果不是无期徒刑总还是要放出来的吧？那么放出来后他不还是坏蛋么？因此，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就必须让这个社会的成员都感到一种亲情，一种置身于大家庭中的感觉，不会想到对自己的亲人犯罪，这个社会就必须有教育人和改造人的能力。这就是毛泽东式的管理方法。通俗一点说，也许一个人人都是好人，很少坏人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
集体化方式与农民的主观愿望和传统有距离，但是只要是坚持努力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农民是能够接受和支持的。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是做了几十年的义务劳动的，是“吃了大亏的”但是农民认为建设国家是应该尽的义务，并没有任何怨恨，这和“吃了小亏”（失去优势地位）的精英们，对毛主席的极端仇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今天农民对毛主席的感情来看，只要是从根本上为农民利益作想的人，一定能够得到亿万农民的拥护。
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她所进行的斗争本身，而更在于她的斗争所创造的伟大经验，在于她的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奠定的伟大原则。这些经验与原则是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与进步人类的宝贵财富。巴黎公社告诉我们：为了保障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实行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防止无产阶级领袖的蜕化，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一建立，就实行了三条基本措施：全体官员的普选制；官员的随时撤换制；官员的薪金不高于工人工资制。这三条措施受到了革命导师们的高度赞扬。列宁称之为是“终于发现的保证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三条原则的基本精神就是把最广泛的民主交给无产阶级，让无产阶级监督自己的官吏，使无产阶级的领袖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从而永不背叛自己的阶级，从而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防止已解放的无产阶级又被带回到旧世界。那么怎样解决现实必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应实现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要求的矛盾呢？怎样防止在这种体制下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从而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呢？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与导师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手中，因此这个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因此就存在着领导权的问题。当这个党有着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利就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若这个党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时，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权利就得不到保证，社会主义就面临着复辟为资本主义的危险。因此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泽东阐明了，要防止在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下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防止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造他们的反，把他们篡夺的权力夺回来。就必须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兴无灭资，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妨碍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内容。一句话，就是必须继续革命！靠工农群众继续革命，从而实现对官吏自下而上的监督，实现共产党的吐故纳新，防止党的领导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以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保证最终实现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直至民主的消亡--实现共产主义。如果不继续革命，那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二十年多来的现实，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毛泽东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是对巴黎公社原则的重大发展。当代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学习毛泽东的伟大论述，捍卫巴黎公社实现最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原则。巴黎公社所奠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原则。这些必将被庄严地绣在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争取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的旗帜上。一百三十多年前，巴黎的工人、市民们拿起武器，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之火，无产阶级专政初试啼声，人类的新纪元露出了曙光。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她的光辉业绩、她所体现的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首创精神，却世世代代鼓舞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南街村人的事业正是巴黎公社的继续！是中国的希望和明灯！
魏巍同志诗云：
汉皇输您一点文婷，
唐帝输您一点武媖。
宋宰逊您一点聪明，
明相逊您一点仁圣。
东海扬波红日升，
西岳溶雪黄河清。
神洲何荣何幸？
中国何德何功？
苍天爱忠良，
出我毛泽东！
春天让您一些绥和（汉武帝年号），
夏日让您一些咸亨（唐高宗年号）,
秋天少您一些元丰（宋神宗年号），
冬日少您一些宣德（明宣宗年号）。
大江南北播着您的心迹，
大洋东西传着您的消息。
谆谆呼吁，人民牢记：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