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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胡里山炮台被毁,同治13年(公元1874年),清政府考虑选址建造新炮台。后来,几任闽浙总督在其给皇帝的奏折中,都提到要在厦门建造新炮台。如光绪11年(1885年)6月闽浙总督杨易浚就在一分奏折中说:"闻厦门炮亦无多,当与巡抚提督诸臣商酌,次第办理"。 清光绪14年(公元1888年)9月1日,闽浙总督卞宝第启奏皇帝,建议在福建建造新式炮台,购买克虏伯大炮,当时着重在闽江口及厦门港。光绪皇帝依准,这是洋务运动的组成部分。第二年,卞宝第着手筹办。他一方面委托皋司(即按察使)奎俊与德商上海信义洋行谈判购买大炮事宜。 不久,卞宝第死于任上,胡里山炮台的建造和购炮便无下文,主要原因是缺乏经费。据当年估计,建造炮台、购买大炮,共需要30万两以上的大银。那时,兵饷积欠累累,京饷不能周转,福建银根很紧。于是,继任的闽浙总督谭钟麟决定停购大炮。没料到,因此引起了轩然大波。德国商人害怕利益受损,竟怂恿德国使臣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兼外贸部)施加压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则?quot;合同已立,未便更张"为理由,责成谭钟麟 "妥筹办理"。 谭钟麟与同僚商量,请求清廷参照山东的做法,截留新海防捐税来补充购买大炮不足的资金。获得皇帝批准后,便改"停购"为"展办"。展办了2年,至光绪19年(公元1893年)5月,已有资金加上所截留的捐税还是不够买炮。于是,他一方面请清廷将新海防捐捐展延一年;一方面会同兴泉永道,发动厦门地方绅商集捐。就是这样,资金还是不足,只好又向德商上海德华银行贷一部分款。正在此时,谭钟麟调任,他的继任人边宝泉依此照办,凑足经费。尽管购炮合同推迟了两三年才履行,但谭钟麟认为:凑足了购炮资金,购买了克虏伯大炮,对于加强海防有所帮助,而且也履行了合同,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清光绪19年(公元1893年)底,2门28生克虏伯大炮由洋轮运抵闽江口起顿船厂暂放,再造方舟,于光绪22年(公元1896年)转运厦门,由2艘军舰"琛航"、"靖远"号护航,由候补知县李麟瑞押运,监工张启正带着器具、工料和工匠到厦门,起驳上台、安置完妥。现在大炮炮筒尾部上端,清晰地刻着克虏伯兵工厂的徽标、厂名、编号、阴文"1893"及中文"左"、"右"、"后退"等字样,可见,这是专为中国生产的。 边宝泉于光绪23年(公元1897年)3月台票8日,邀请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北洋水师教习沙尔(德国人)及经销商上海信义洋行行主罗先苞(德国人)等人,前来胡里山炮台联合验收,得出炮台及大炮完全合乎要求的的结论,当即将新安装的28生克虏伯大炮每门演放3发,炮弹落在大担海面,致远25-26里,炮台毫无损伤,确属工坚料实。边宝泉于这一年12月18日,向光绪摆皇帝作了一个总结性的汇报。 2000年6月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处,给胡里山炮台管理处寄来了一份德国克虏伯公司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资料-《1871-1912年出售给中国的大炮统计表》,资料表明,胡里山炮台的2门28生大炮为1892年订货,1893年出厂,编号为L/40C/86和L/40C/87;来函还附有5名中国清朝军官于1890年在克虏伯公司学习操纵大炮的照片。 中国厦门胡里山炮台吸取了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建造炮台的经验和长处,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建成了一座半地堡式、半城垣式的大型炮台。台面不用岩石、水泥,而采用厦门民间的"三合土",以防止敌方炮弹飞来,岩石、水泥被炸,成为杀伤的"弹片"。"三合土"即灰、沙、土拌以乌樟树汁、糯米浆、红糖、草纸巾,黏性极好,坚固无比,闽南称为"红糖三合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炮台,既是欧洲款式,又保留我国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特别是兵营 内22间房那拱券式的屋顶,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建设者们还考察、比较了各国各厂生产的大炮,最后决定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大炮,以秘密方法炼制精钢,所有构件一律用全钢,并为后膛炮,炮门另用横闩。价格虽然贵了一点,但不易损坏,经久耐用。所以,他们决定采购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大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