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功与过

仁武君

李鸿章的功与过

诗评李公

  一生荣华出曾门，三朝辅政至中堂。

  少时有志匡华夏，老来失策亲虎狼。

  马关喋血卖国契，糊裱难堵漏风墙。

  辛丑叠恨终呕命，至死屈身背骂名。

对于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李中堂，不同人对他有着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由于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他跟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称他为卖国贼。也有人由于在近代兴办洋务运动而说他是近代一名了不起的功臣。不过以上两种观点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还是让我们回顾李中堂的一生，整理一下他的功与过。

（1）         功绩

【1】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简评：虽然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助纣为虐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的内战并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试问哪个国家的崛起是处于内忧外患时期的？无数的史实证明只有先保证国内局势的相对平稳才有机会实行改革使国家休养生息并逐渐走向富强。而李鸿章正是这么一个结束战争的人之一。是他使清朝那本已摇摇欲坠的政权又延续了近百年。

【2】         兴办洋务，建立北洋水师

18世纪60年代，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境地。大清帝国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只留下一个外强中干的躯壳。中国人名被赋予了一个耻辱的名字——东亚病夫

可是即使这样，清政府内部还有一批顽固分子仍不知变通，死守“祖宗之法”。就在这一时刻，一个人站来出来，并与顽固派进行了斗争，用自己的方式来使国家富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且不论他兴办洋务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单就他创立了中国近代早期军工企业和中国近代的民用企业这点来看，他的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是他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3】    维护国家利益

以前有很多人说李鸿章因为代表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给他扣了个“卖国贼”的大帽子，殊不知李中堂当年在谈判桌上曾极力争取为国家减少赔款数额，甚至老泪纵横，哭求当时外国首脑。有资料为证：

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弱国无外交”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尴尬的外交局势，并非李鸿章卖国求荣，实在是逼不得已、无可奈何之举。

【4】         对维新派及革命者的宽容态度

李鸿章算是当时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员之一，他也为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感到忧心。这时的他已经意识到如不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中国必亡。于是他“兴洋务、筹海防”，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正是由于他同样抱着“救国”的决心，致使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暗中保护维新人士，甚至在孙中山游说他造反后也没有杀他。可见李鸿章内心深处还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敢明目张胆的和清政府对抗。从某种角度来看，要不是他对革命者的宽容态度，也许中国还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向共和。


（2）    过失

【1】    在太平军的战斗中曾经杀降

   此举有过河拆桥之嫌，显得李鸿章有些不仁不义。

【2】    指挥失误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关于李鸿章这位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和改革家不平凡的一生，我们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探讨和研究。相信通过研究，我们一定能对他有更深刻、更正确、更全面的评价。

最后我想引用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一句话来结束本组的开题报告。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仁武君

李鸿章的功与过
         
      1901年，李鸿章在屈辱中辞世。这位晚清显赫一时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诟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是毁誉不一。毁之者往往总是把他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誉之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那么，李鸿章究竟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贼”？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实际上，对于李鸿章既不能简单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当年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一骂了事。

          要认识和评价李鸿章，必须弄清以下两个前提：
         
      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们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所以洋务派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务派内部，又分成众多的集团，如中央的文祥集团，地方的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其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这些集团里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近代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和同时代的慈禧、赫德三个人交织构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满汉中外各项决策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二是李鸿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从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起，李鸿章在晚清社会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活动了整整四十年，其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时代的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在军事上，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先河。他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和一系列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打下最早的基础。在经济领域，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鸿章一个人就办了前三个，后来他还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可以说他在洋务活动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鸿章的自强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两个留存至今的近代企业——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国人担任领导，聘请外国技师；而轮船招商局作为民用的服务企业，则是纯粹的华人企业，它的章程里特别规定不接受外国资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产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国外的影响更大，而轮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组织结构上更先进。它所采用的洋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体的组织生产的方式，一直为后来的民族工业所袭用。从细节和局部上看，李鸿章采取的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他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说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在外交领域，从十九世纪70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经办了许许多多的对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等等。《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绝大部分对外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订的，以致在当时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代表着清朝政府，甚至只见李鸿章而不见清朝皇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不了解李鸿章，就不能深入了解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

         先来看看一些著名人物是如何评论李鸿章的。
         
      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是李鸿章的政敌。他们在1895年成立强学会，坚决拒绝李鸿章参加，不屑与之为伍!1901年，李鸿章在《辛丑和约》上签字后不久，便在愤恨交加中身亡了。梁启超立即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评论了这个期间的大事和李鸿章的一生。其中有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二三月、庚子(1900)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因此，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往他头上戴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