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查查南昌起义义士们的身后事

闲云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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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念私塾五年，便辍学务家。少年的贺龙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时，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不断追求真理，在北伐战争中，逐渐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后，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28年初由上海回到湘鄂西，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他反对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搞的肃反扩大化。1934年10月，率部与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由他和任弼时统一指挥，发起湘西攻势，在十万坪、浯溪河重创敌军，兵围常德，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突围长征。1935年2月至8月，他和任弼时指挥红二、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193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贺龙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1937年9月，率师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取得了雁门伏击战等胜利。后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区，率部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进攻，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七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奉命率部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第120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抗日战争中平原歼灭战的范例。在这次战斗中，他身中毒气，仍坚持指挥，为部队作出表率。1939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指挥了著名的陈庄战斗。1940年率部返回晋西北，担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指挥晋绥军民“把敌人挤出去”，创造了许多光辉战例。他领导晋绥人民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使晋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1942年6月，他担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为陕甘宁和晋绥两个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日军投降后，贺龙率领晋绥部队主力挥师北上，解放了晋中广大地区，并与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一起进行了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协同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吕梁、汾孝战役，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战争开始后，贺龙奉命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部队，并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负责陕甘宁和晋绥的财经工作。他积极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改革，集中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部队作战，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歼敌数十万人于成都地区。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他与邓小平、刘伯承一起领导了清剿土匪，恢复生产，建设边疆，以及改造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部队等工作，为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贺龙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卓越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4年调中央工作后，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以来，他积极参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1959年底，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同罗瑞卿等领导了我国的国防工作建设。1964年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等组织全军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从建国初期开始，他一直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国际事务中，他协助周恩来工作，多次出访欧亚各国，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中，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对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贺龙含冤而死后，毛泽东曾说过：“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多次指示为贺龙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中充分肯定了贺龙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贡献。他的主要著作已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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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挺（1896.9.10—1946.4.8），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四军的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1]，原名叶洵，字希夷，祖籍广东省兴宁市合水镇，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2]，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

　　叶挺将军严词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婉拒了好友陈诚劝其前往缅甸御敌的请求，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他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告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4月8日，叶挺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附近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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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刘明昭，字伯承。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5岁读私塾，12岁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5岁时因父病故、家庭困难，被迫辍学务农，饱尝生活艰辛，立志“拯民于水火”。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际，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当时，亲朋好友多不赞成此举，他却慨然作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剪掉辫子，怀着富国强兵的强烈信念，投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1912年2月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学习各门近代军事课程，同时熟读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吴子》等经典名著的许多章节出口能诵。在将校学堂10个月，他不但学业出众，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恶习不沾闻名全校，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先后任司务长、排长、连长。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于1914年在上海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底奉命返回四川，拉起400余人的队伍，组成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1916年3月在指挥攻打丰都县城时，右眼中弹致残。在疗伤过程中，他为了不损害脑神经，强忍钻心的疼痛，坚持不施麻药，被为其主刀的德国医生赞叹为“军神”。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任川军第5师第9旅参谋长、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团长。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任东路讨贼军第1路指挥官，取得驰援龙泉驿等战斗的胜利。8月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共产主义者杨闇公、吴玉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和中国社会现状，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任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奉命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由于他熟知川军情况且素负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在历时167天的起义过程中，他调兵遣将，进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4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15军军长，这是中共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被任命的第一个军长职务。7月下旬秘密转赴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刚到苏联时，为攻克俄文关，他“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1930年夏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1932年1月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期间，撰写《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并翻译多篇苏军教材和理论文章，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作战指挥上的教条主义和专横作风而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任第5军团参谋长。

　　长征初期，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执行后卫任务，掩护中央机关通过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1934年底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1935年1月指挥先遣部队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甩开了敌军主力，使伤亡大半、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短期休整。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等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二进遵义等战役，使部队跳出了敌军包围圈，直插云南北部，并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保障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5月兼任红军先遣队司令，同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进入大凉山，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继而指挥所部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红军北上的通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在逆境中和朱德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总参谋长、援西军司令员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率部奋战在太行山上。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他经常用“勇是男儿头上的桂冠”、“无角绵羊受欺压，有蛰的黄蜂不可侮”等话语来激发将士们的对敌斗争信心。他指挥部队先后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百团大战中的正太榆辽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斗，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的频繁“蚕食”和残酷“扫荡”。与此同时，他率部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牢牢把紧太行山这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使“平辽半壁山”得以免遭敌寇的蹂躏涂炭。1942年，他与邓小平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度过了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

　　日本投降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于1945年9～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1948年5月起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他战前提出：“我们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战役第一阶段，在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他和邓小平、陈毅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指挥部队截断徐蚌铁路，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接着他和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双堆集地区围歼黄维兵团，成为准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仗。整个淮海战役以歼敌55万余人的巨大胜利而告终，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实施京沪杭会战，并亲自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分三路直出浙赣铁路，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1月与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他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各个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近半年的时间内共歼敌约90万人，解放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和西康省大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伺机反攻的企图。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剿匪作战和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50年11月建议并受命在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办好这所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诸军兵种合成的高等学府，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亲自培训师资、撰写审定和翻译教材，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宵衣旰食，手不释卷。他通过在军事学院陆续创立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繁衍发展了我军诸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他在教育训练军事人才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1954年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1962年参与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适时为中央军委、总部出谋划策。他提出的许多极富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