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行之

   文革以来直至今天，人们一般口语中常说的“知青”一词的含义和潜意识里的概念是：文革后毕业的、属于城市户口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或农垦、兵团等地方去的务农人员的统称；其时间跨度大致为1967年~1979年之间。

     而从广义的角度上讲，“知青”的范围应该还包括文革前下放的、支边的、到农垦的知青，过去有人把这部分人称之为“老知青”。另外，也有少数人把原属农村户口的回乡参加农业劳动的毕业生，含糊地叫做知青的，比较准确的理解应为“社青”，或“回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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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生活报》刊登的冯都同志的一篇文章找到了些答案。冯的文章题目为：（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起苏联”。

    “由于广大农村长期落后，经济不景气，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基础薄弱，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1955年8月，北京60名青年率先组织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举行了垦荒仪式，在白桦林中支起了帐篷。半个月后，他们开垦出1200亩荒地，第二年生产了13．5万公斤粮食、30万公斤蔬菜，还盖起了宿舍和食堂。随后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

    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毛泽东知道后，考虑再三，给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那里气候与上海接近，吃的也是大米饭。’于是上海挑选了96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亲自送到江西德安县的九仙岭下。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可以与冯文相佐证的有：1955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下面是该批件相关内容的节录：

    这一大批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上，已显露出他们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和后备力量。社会舆论对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也开始表示欢迎，说“毛主席的办法对”。

    组织高小毕业生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不但是农村中进行各项活动的需要，而且可以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有助于促使他们安于农村生活，热爱农业劳动。事实上，当前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大众文化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上是最活跃的。各地冬学和常年民校的教师中，高小毕业生一般均占三分之二以上。有许多毕业生在农村图书室、俱乐部、业余剧团等组织中都起了骨干的作用。有些几年来听不到歌声的地方，现在红火起来了。老年人说：‘这才像个办社会主义的样子！’在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统购统销、征集兵员中，许多高小毕业生都积极地进行学习和宣传。不少地方办广播筒、黑板报和搞读报组的工作，简直被他们‘包干’了。他们确是一支农村的文化大军。我们和各地同志研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留乡的高小毕业生将达一千几百万人，如果我们能组织他们每个人平均在三年之中扫除十个文盲，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目前主要是要把这些工作进一步有计划地大量地组织起来，积极地给以领导和支持。又如河南郾城县有一个区的联合诊所曾为该区每个合作社训练了一名卫生员，在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各级团组织只要多加注意，在这方面可作的事情是很多的。

    根据以上的材料和目前可查证的资料都可以证实：共和国最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始于1955年8月。

    当年的第一批知青就是当年北京的60名青年，率先组织了志愿垦荒队，直奔赴北大荒的萝北县，并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人。

    他们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大荒原上还举行了庄重的垦荒仪式。另外，在出发前的八月三十日，胡耀邦同志曾把一面“北京市志愿恳荒队”的锦旗授给了这个志愿垦荒队。（注：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

    同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9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专题，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注意：这里的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不是今天我们平常表达上的真正意义上“知青”，他们原就是农村户口，没有选择在城市就业，而是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如人们常说的“社青”。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知青问题所作的“最高指示”，在这个最高指示中并没有严格区分知青和社青的问题，起码与后来在文革中发出的最高指示含义有行不同。虽然在68年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也把这条最高指示提了出来，并进行了大肆的宣传鼓动，成为知青到农村去的动力源泉之一。

    后来，陆续有“北京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2000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萝北县。上海青年也不示弱，他们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

    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年、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