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其人

仁武君

　　在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书记。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
　　他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从此离开政治舞台。他的名字停止使用，取名“张普”，意为：普通人。
　　在他最后17年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他的女儿，在26岁的时候才见到父亲，“想念父亲，但他离我们很远很远。”

仁武君

　　在中共党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生平

　　他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探寻救国真理

　　他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

　　张闻天，1900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原名“应皋”（也作“荫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他17岁时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宣传马列注意的先驱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翌年7月去日本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留美勤工俭学，一年多后回国。1925年6月初，张闻天在上海入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从此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

　　张闻天通过实践，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年代末期以后，他主要分管党的宣传教育。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

　　1945年党的“七大”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却主动到东北去，曾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由于他对“大跃进”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撤职后任中科院哲社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文革”中遭极“左”势力迫害，他被监护审查并遣送到广东肇庆。因毛泽东对他还有过好的评语，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顾。最后，他以张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苏无锡，1976年7月1日病逝。

　　北京

　　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党内人称“老教授”

　　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他还是忠言直谏，讲了三个小时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有一定难度，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还很不够。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张闻天的成长经历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共同之处，即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由追求民主主义以救国救民，最后转向共产主义。不过，他还有特殊之处，即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南地区，又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他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只能众多中国革命学生中，确实是凤毛麟角，于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选进入苏联最后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因他沉着、风雅、有学识，党内很多人都称他“老教授”。

　　张闻天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共产国际的重用，被派回过内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开始时，他曾经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一旦深入实践，他便能很快认识真理。毛泽东在“八大”上曾经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出的历史贡献，恰恰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一度被历史大潮推到党的总负责的职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针上，基本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延安时期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这样评价说：“他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

　　在张闻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和一些弱项。不过从主流上看，他的确是党内面向世界追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的光辉代表。张闻天不仅有理论上的长处，而且一生为人正直，在历史关键时刻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1959年庐山会议形式逆转时，胡乔木事先打电话劝他少讲一些。张闻天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忠言直谏。他讲了3个小时，以马克思注意政治经济学观点和调查研究的材料为依据，指出和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尽管被撤职罢官，他仍注意经济调查，写下了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劳动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肇庆文稿”。可以说，这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也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故事

　　他深感留苏归国的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都”瑞金，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相邻而居。毛泽东当时曾被莫斯科回来的某些人讥讽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张闻天却同毛泽东经常聊天，还关照政府工作人员要尊重他。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张闻天深感留苏归国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曾感慨地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

　　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时间，与他们的分歧还是日益加深。

　　长征时在行军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于是，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在博古的报告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并负责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三次主动“让贤”，毛泽东说：洛甫是“明君”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戴着眼睛，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自己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毛泽东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表示团结，他又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1938年秋天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当中央总书记。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转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目，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脱离负责岗位后，他自感缺少实际经验，于是去搞农村调查，随后提出一个将来如何使农民富裕的生产方式设想。当时的环境使这一设想不能实现，不过几十年后再看这一见解，人们却不能不佩服张闻天的远见。

仁武君

　　张秀君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

　　外公张闻天的寂寞晚年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我相信，我将永远相信，人生虽是到处充满了黑暗，但是在这黑暗的中间，时时有一点点光明在闪耀着……（我）将认真地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

　　这段话摘自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1925年所写的抒情小说《飘零的黄叶》。那一年，25岁的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写下了这本小说，以此明志。他称，自己将“冲到人生的战场”，“创造人生的真意义”。

　　在后来的日子里，张闻天果真这样做了。张闻天曾任党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无论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总是坚守着“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人生信条。张闻天一生中经历过两次重大转折：1935年遵义会议，他慷慨激昂，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并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直言“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被错误地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从此离开政治舞台。1976年7月1日，76岁的张闻天含冤病逝。1979年，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张闻天晚年是在何种心境下度过的？他的子女如今又生活得怎样？2010年，在张闻天诞辰110周年之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走访了张闻天的外孙女张秀君，听她讲述了外公的人生最后岁月。

　　红色教授“不争权”

　　张秀君的家位于上海虹口区江湾镇，两间小卧室，一个门厅，不大的房子收拾得整齐干净。张秀君今年65岁，退休前是上海市杨浦区某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儿时跟随外公生活多年，也是外公晚年生活的见证人之一。

　　“外公要我们做个普通人，所以我们家人都很平常。”张秀君热情地给记者端来茶水，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摞资料，包括老照片、亲历者口述书稿、历史文献片，等等。她说，自己对外公的认识，也是这样一点点丰富起来的。

　　1900年，张闻天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现属于上海浦东新区）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18岁时，张闻天在父母的包办下与当地一个善良勤劳的女子卫月莲成了亲。张秀君曾听外公说过，外婆“是新旧过渡时代的牺牲者”。“婚后不久，外公回到南京继续求学并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东渡日本，又远赴美国。回国后，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文学创作上。1925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卫月莲先后为张闻天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张维英和二女儿张引娣。张秀君的母亲就是张维英。张闻天离乡时，张维英只有3岁。张秀君说：“母亲对外公曾有过不理解，特别是1934年之后，外公成了共产党领导人，被国民党悬赏通缉。外婆在村里被叫做‘共匪婆’，母女三人经常四处逃难，甚至几天几夜躲在芦苇荡里不敢出来，受尽磨难。”

　　张闻天入党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日、美留过学，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简直是凤毛麟角。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随后被选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张闻天沉着、儒雅、有学识，很快有了“红色教授”的美誉。

　　1931年，张闻天回国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曾在宣传教育方面犯过“左”的错误，但他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很快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作为地位仅次于博古的党中央常委，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同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促成了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赞叹“洛甫（张闻天笔名）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还称他为“开明君主”。张秀君说：“外公被推为总书记后，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拖了20多天，后来由中央常委作出决定，这才挑起这副担子，他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在革命的征程中，张闻天结识了同样留学莫斯科，在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巡视员的刘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闻天和刘英结了婚。张秀君听刘英外婆说：外公从年轻时就酷爱读书，喜欢思考，他戴着眼镜，不苟言笑，常在思考问题，从外表看完全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

　　不敢被人沾边的“名人”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到上海考察，才在离别近30年后，又一次见到了女儿张维英。“那时母亲已经结婚，带着我们来到上海大厦见外公。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公，他个子高高的，很精神，有学者风度。他们聊了很久，临别时，母亲希望外公能给自己介绍份工作，只为有个固定收入。没想到外公说：‘你在乡下种地挺好，还是继续种地吧。’外公身居高位，却从不给子女谋任何方便。”

　　1955年，张闻天为了减轻女儿的经济负担，将外孙女接到北京读书。那年张秀君9岁，被送到北京景山后街外公的住所。“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外公送我就读北京军区八一学校，我是住校的，每周回来一次。我们有时一起去看电影和话剧，外公是个音乐爱好者，喜欢听交响乐，爱去剧院看演出。”

　　在张秀君记忆中，外公从未刻意要求过她的学业。“小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扫街》，后来被刊载了，外公异常兴奋。他奖励我们的方式就是买书，他自己也爱看书，每周要去王府井新华书店。”张秀君在外公身边开了眼界，见到了很多政界要人，还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过毛主席。“城楼上有舞会的，大家都争着和毛主席跳舞，很热闹。”

　　然而，张秀君和外公的愉快生活十分短暂。1959年夏，庐山会议召开。会上大家讨论认为，“大跃进”以来成绩很大，前途光明。而彭德怀觉得问题并没有谈妥，上书给毛主席。张秀君说：“当时气氛已经很紧张了，然而外公又在会上作了8000字的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

　　刘英曾在回忆录中写道：7月20日，张闻天接到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电话。田家英等同志出于关心，劝他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不久，胡乔木也来电话，劝他还是少说为好。然而，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华东组发言，总共讲了3个小时，涉及13个问题。张秀君说：“这就是外公的性格。其实庐山会议前，外公刚刚动过一个小手术，出院不久就接到通知要召开庐山会议，但是否参加自己决定。外公当时是搞外交工作的，完全可以不去，但他发现老百姓吃不饱，就想把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张秀君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正好暑假，我和刘英外婆在北戴河，约好了庐山会议以后，外公也去。但是怎么等他都不来，刘英外婆可能已经感觉到出事了。”回家后，虽然张闻天从不在孩子面前谈工作，但张秀君还是感觉到了变化。“家里人少了，没有人来，气氛也很压抑，外公睡得很晚，学校的同学对我说‘你外公又犯错误了’。外公一时间成了不敢被人沾边的‘名人’。”

　　庐山会议后，张闻天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追查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的问题。张秀君能看出外公的苦闷，“这对于一个当过总书记的人是极大的侮辱。外婆说，外公一直意志坚强，从未见过他落泪，只有那一次，他流泪了。”

　　此后，张闻天的身体每况愈下，冠心病、心绞痛屡屡复发，经常住医院。张秀君说：“我妈妈维英从信中得知消息，想去北京看父亲。但外公回信说，他一切都好，要相信党，接受党的长期考验。”

　　被囚禁的523天

　　1960年7月，张闻天送走了外孙女张秀君。他写信嘱咐女儿，要让秀君到工农子弟多的学校继续学习。

　　张秀君给记者放了一段纪录片，她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份文献资料，我也是后来才看到的，里面有很多‘文革’的镜头。我第一次看到外公挨批斗的情景，没想到他竟然那么淡定。”虽然张秀君多次从家人和书中了解到外公“文革”时的遭遇，但当真实的画面出现时，她还是忍不住落泪。“外公虽说书生气很重，但绝不懦弱。在关键时刻，能显示出他的品格。”

　　“文革”中，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从1969年5月16日起，他和妻子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张秀君翻开刘英的回忆录给记者看，上面写道：“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墙，但咫尺天涯。每天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张闻天担心妻子个子小，拿不动浸了水的大拖把，便总是把拖把洗净，晾在那里。等到刘英被允许进入盥洗室时，拖把已半干，她不会因为拖不干净地板而被看守人员斥骂。而刘英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也会放上洗衣粉为他搓几把……他们就这样被囚禁了523天。

　　之后，张闻天和刘英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张闻天改名“张普”，意为“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在那里煎熬了整整6年。1975年，张秀君收到外公的来信，要她有时间前往。“那时，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外公了。当我看到身体虚弱，刚从医院走出来的外公时，想说的话，全都说不出口。”

　　逆境中不变的信仰

　　张闻天当时的住处，背靠着一座小山冈，几间简陋的平房，离肇庆集镇还有两里的路程。“没有熟人，没有电话，上街买菜、煮饭成了外婆的主要差事，外公则负责打扫院子。他们的生活很拮据，且孤独闭塞，但是在晚辈面前只字不提，我也是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情况。”张秀君说，一次外公突发心脏病，外婆只有借来平板车，请人帮忙推到医院。“住处到医院很远，而且又要上下坡，外婆那样一个瘦小的老人，跟着平板车一路小跑，帮着推车，那时她已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

　　张秀君被外公外婆在困境中的相濡以沫所感动。“南方气候湿热，庭院里长满了青苔，苔湿路滑，外婆即便出去买菜，心里也不踏实，担心高度近视的外公万一滑倒怎么办；而外公也尽力帮助外婆分担家务。肇庆没有煤，做饭要用柴草，外公生火，常常被烟熏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即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张闻天依旧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那时候外公的矫正视力只有0.2，他每天写作，也没有说写给谁看，外婆依旧很支持他，不停地在一旁帮他抄写。我去了两周，也抄了两周。”有一次，张闻天突然问张秀君，“你能看懂吗？如果能看懂，那多好啊，我的思想可以用你们的名义发表。”看着外公拄着拐杖，一边捶背，一边吞服硝酸甘油药片，张秀君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如今回忆这段往事，张秀君说，她做了一件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就在外公处境最难的时候，我与他谈起了信仰问题。当时我真的有点迷茫。我甚至跟外公诉苦，说我在学校的处境，还有表弟为此不能参军了……我真不应该说。”

　　张闻天告诉外孙女，他坚信共产主义事业能够胜利。“我听了心里很有感触，外公说话时语气平缓，不快不慢。从庐山会议到‘文革’，他受了这么多迫害，但他的信仰还是那么坚定。还有外婆，在那样的情况下，依旧给我讲长征的故事，她说长征时牺牲了多少战友，什么困难没有经历过。我现在想想，他们这两个共产党员真了不起，刘英外婆一直说，向前看，向前看。”

　　要子女做个普通人

　　1975年，张闻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经中央批准，一家人来到江苏无锡养病。张秀君曾4次前往无锡，看望外公。“我记得1976年前后，外公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连厚书都拿不动，他还要把厚书拆成小薄本，坚持学习。我两次建议外公写自传，他都坦然回答：‘一个人的是非忠奸，历史是最公正的’。”

　　张闻天到无锡后，仍然化名张普，蹒跚着出去考察民情。菜场是他考察的一个重点，里面的老百姓哪里会想到，这位经常见面的老人，曾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冠心病猝死。在无锡病重时，张闻天就给自己安排了后事。“外公告诉外婆，他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一共4万元，‘一定要做我最后一次党费’。外婆答应了，他还是不放心，于是外婆写了一张纸条，约定两个人去世后，把全部存款交党费。”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张闻天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号召学习他服从真理的品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历史终于给张闻天正了名。

　　张闻天共有一儿三女，大女儿张维英已年近90，生活在上海，是位没有退休金的寻常百姓。张秀君说，“母亲晚年生活幸福，她非常知足。”二女儿张引娣，1953年曾在外交部当打字员。1955年，中央号召各直属机关精简机构，张闻天让女儿带头离开外交部机关，回到上海，在自行车厂做普通职员。张闻天和刘英的独生子张虹生，在父亲的鼓励下，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过田、赶过大车、放过牛。父亲去世时，儿子都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张闻天平反后，张虹生被安排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张闻天和刘英1961年还领养了一个孤儿，现在北京生活。

　　张闻天生前曾这样写道：“生命如流水，只有在它的急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采访结束时，张秀君感慨：“我们家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靠自己健康发展，不喜张扬，爱读书。要说外公给我们全家人留下了什么，那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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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武君

　　永不言悔的共产党员――张闻天的最后岁月

　　2007年12月27日 10:18:1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撤职罢官，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后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岁月里，顶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争取机会深入调查研究，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矢志不渝地提出纠“左”建议。他临终也没有看到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铭刻

　　在一个共产党人的丰碑上。

　　共产党员不言后悔

　　张闻天笔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谐音。他还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能用英语和俄语演讲。所以在建党初期马列翻译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张闻天便成为党内为数极少的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建国后虽然转入外交领域，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始终非常重视，在调查研究中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风声日紧。此间张闻天曾就自己的发言提纲征求过田家英、胡乔木等人的意见，因此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婉转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劝他“有些问题就别讲了”，张闻天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但张闻天声称不能退缩，仍然坚持要讲，并在7月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他指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的错误等13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赞成彭德怀信中的意见。张闻天由此换来了两顶帽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他百思不解，独自来到牯岭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夫人刘英已经在家等待。刘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兼监委书记，她已然获悉庐山风暴。所以张闻天一进家门，她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埋怨他捅了马蜂窝，“你做外交工作，经济问题何必去多讲呢！”张闻天开始有些激动，说自己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共产党员不言后悔。”他又平静地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类似的话他还与别人讲过，成为“里通外国”的把柄）。刘英听了，说这事最犯忌，他却说：“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晚上散步，来看他的秘书何方也为他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就要讲，则是必然性。”他还引用韩愈的话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说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

　　所以，这时的张闻天还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立即批示：“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还表示：“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庐山会议决议中也说，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

　　但事实上，春天并没有到来，下山以后接踵而至的却是一场暴风雪。外交部召开全国性会议，集中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是针对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翻历史老账，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对这个问题，在庐山时张闻天就严正声明：“这是完全没有的。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想不到下山以后还纠缠这种子虚乌有的事，张闻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在会场上，他的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回到家里，同亲人默默相对，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对刘英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自从长征途中他们结婚以来，刘英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落泪。

　　花甲之年的张闻天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先是血压猛增，晕眩，心悸，还得硬撑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被送到医院抢救。外交部对张闻天的批判这时才转入“专案审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许多同志受到株连，张闻天的秘书以及被认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干部，都被打成“张闻天反党集团”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夫人刘英也因无从揭发“里通外国”而被定为“严重右倾”，不仅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以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开除她的党籍。刘英不服，就上书毛泽东申辩。在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陈毅的保护下，这才作罢。刘英从此离开了外交部，被贬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也在就读的北京师范学院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定性为“坏学生”，被退学送往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劳动。临别那天，刘英忍住泪水，为儿子打点行装。张闻天嘱咐道：“年轻人应该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谁去呢。”张闻天此时说的仍是“豪言壮语”，但他心里清楚，是自己连累了年幼的爱子。

　　请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

　　庐山会议决议指明：“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之职。此后，他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没有了。对于淡泊名利的张闻天来说，权位一向并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权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刘英完全理解这位奋斗了大半辈子的职业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励丈夫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请工作”。

　　1960年元旦，张闻天大病未愈，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战斗的行动中去。”3月7日，张闻天刚刚出院，又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给我分配一点工作”，表示“愿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当一个研究员或通讯员”，或“到下面做点地方工作”。

　　张闻天又找到总书记邓小平，请求安排工作。邓建议张闻天，今后可以找几个助手，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张即于10月8日致函毛泽东、党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时期内能够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并提出“能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出一点力量”。此后又找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谈，刘对他说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劝他以后在中苏关系一类问题上采取回避态度，“你还是找富春同志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

　　张闻天从刘少奇的谈话中意识到，所谓“里通外国”还是一个“悬”着的问题，不过，搞经济工作他还是乐意干的。10月21日他约见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与张闻天见面并很热情，说我们这儿正需要像你这样懂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呀，可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哪知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连我也不满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张闻天这样的“求职”信写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这让张闻天万分苦闷。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找张闻天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挂“特约”二字的唯有一个张闻天，这意味着并不需要他担负实际的研究任务，只是一个“闲职”而已。好在张闻天对这种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后告诉刘英，笑着说：“只要有事做，就行。”并立即通过中科院党委，介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接上了头，于11月21日就去经济所报到了。

　　几经周折，张闻天的工作总算有了眉目。且不管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这反映了张闻天一贯的求实作风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后，王明、博古、张闻天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组成“三大常委”。但张闻天与他们的分歧日渐加深。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谈了他的苦闷心情。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大政方针上，他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而毛泽东也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记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了他们两个人。”张闻天那时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于领袖地位，1935年4月主动要求离职到白区工作，而毛泽东不同意，改派了陈云。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又提出将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被毛泽东制止。1938年秋天，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又诚恳“让贤”，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总负责，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七大”以后，他仍是政治局委员，却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担任了东北局常委、组织部长。

　　张闻天从来就没有把权力和地位看重过，而且敢于“自贬”。尽管担任过多项要职，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谦和的态度和一副平常心对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庐山罢官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他要的是“有事干”，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线。

仁武君

　　张闻天女儿：想念父亲，但他离我们很远很远

　　张维英和张引娣是张闻天原配夫人卫月莲所生的两个女儿。党史工作者王岚听“张闻天故居纪念馆”馆长陈伟忠谈起张闻天有两个女儿在上海，隐于民间，从不张扬，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遂起访问的意念。王岚先来到了位于上海市区东北角的张闻天小女儿张引娣家。引娣老人那年（2000年）已76岁了，像极了她的父亲张闻天，看上去干干净净的，说起话来轻声轻气，让人不由得心平气和。在她家只容得下一张沙发和一张小方桌的客厅里，他们聊了起来???

　　离别26年后，我才见到父亲

　　王：您的父亲张闻天是家喻户晓的党史人物，他在您的心目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张：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到上海（一般老年人习惯上把黄浦江以西称为上海）去了，父亲在我印象中并不是很清楚。

　　王：您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张：我是1924年出生的，我生下来后，直到解放，父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26岁前，我没有见过父亲。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辽东省委工作。1949年的冬天，上海解放不久，我们突然接到父亲从东北的来信，他来信问了家乡和家庭的情况，还提出让我到东北去和他见面。接到信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了。我当时虽然已经结婚了，但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心里有点不踏实，再加上要和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相见，不知道会是啥情形，也蛮紧张的。我们母女三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照父亲信里讲的，先把照片寄去，以便到车站迎接。随后由我丈夫储震寰陪同，我们一起去东北安东。不料，当我们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安东，被安排到招待所住下后，接待我们的警卫负责人曾涛告诉我们，父亲因为刚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回北京去了。我们后悔没有早一点出来，在安东住了三天后，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我们先到沈阳，再从沈阳到北京。一到北京，我们被接到中南海。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当大官的人，在等待的时候蛮紧张的，可是一看到父亲文文雅雅笑眯眯的样子，非常慈祥，再加上刘英妈妈十分热情好客，心里总算安稳点了。我走上去怯生生叫了一声“爹爹妈妈”，就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眼眶也湿了，摸着我的头说，你就是引娣啊，结婚成家了，好好。现在解放了，妇女也翻身了，我们见面应该高兴，你看爸爸不是很好吗？

　　王：您后来留在北京了吗？

　　张：是的。父亲对我讲，你们留在北京读点书吧。只有读书，将来才能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后来还多次对我说，读书好，读书要靠自己争取，不要处处等，不要老是在家里抱小孩，要勤奋学习。虽然我心里惦记着娘，但我们听从了父亲的安排。我去了黑龙江呼兰工农干校，储震寰进了华北革命大学读书。1953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当打字员。

　　王：您的父亲在这期间担任过驻苏大使，1954年4月15日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地位显赫，他对您有所照顾吗？

　　张：我工作后，父亲就到苏联去了，但他经常写信给我，每次信上都关照我要好好工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父亲还多次讲，我们做什么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不管条件好坏，地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还很形象地把工作比作烧饭。他说，就像烧饭，也很重要啊！如果大家吃了夹生饭，就没有劲了。

　　生活上父亲虽然对我很关心，但为了不让我有一丝一毫高干子女的优越感，保持农家子女艰苦朴素的本色，节约家庭开支，特地将自己一只用了多年的铝锅给了我，要我每天自带饭菜上班。在父亲身边我才知道，他自己也很节约。不过那时候日子过得简单，因为能和父亲在一起，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离开外交部，我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王：您在外交部工作了多长时间？

　　张：两年左右吧。

　　王：怎么离开了呢？

　　张：1955年，外交部响应中央号召要精简机构，父亲要求我在外交部带个头，为领导干部子女做个榜样，带头离开外交部。我再一次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准备回上海老家。临走前，父亲对我讲，引娣，你回上海后，不要对人讲你是我张闻天的女儿，回去自己找工作，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工作要勤奋刻苦，做劳动人民家庭的榜样。

　　回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固定工作，后来在亲戚的介绍下，才进了上海自行车一厂，在厂部任打字员。

　　王：您后悔吗？有没有怨过父亲？

　　张：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工作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假心假意。所以我一直是认真工作的，还多次被评为先进。

　　王：在厂里，您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吗？

　　张：没有。直到“文革”开始，造反派才知道厂里竟然还有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张闻天的女儿。

　　王：您吃苦头了吗？

　　张：我被勒令下放车间劳动，做了9个月最吃重的装配工作。

　　王：您真不后悔回上海当一名普通工人？

　　张：我父亲也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讲，我理解爸爸的心，我怎么能怪您呢？我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嘛。

　　王：地区里有人知道您是张闻天的女儿吗？

　　张：没有人知道，我不说的。

　　王：您真是个淡泊的人，不像有些人会钻营。您对目前的生活还满意吗？

　　张：还算可以，只要身体好，子女好，我从来不求名利的，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我们都像我父亲。

　　王：有文章说，您父亲曾经想让你们姐妹俩去延安，有这事吗？

　　张：有的。父亲到延安后，曾派人到上海来要接我去，可惜后来没有去成。

　　王：为什么不去呢？假如去了，或许……

　　张：我娘不同意呀。当时我们家里很艰苦的，父亲离家多年，不知去向。我娘一个农村妇女，靠种田为生，养大我们两个女儿不说，因为是“共匪”的家属，还要常常担惊受怕，她舍不得也不放心让我们两个姑娘出去。当时我们母女三人相依为命，都没有啥文化，怎么能晓得父亲心思呢？现在想想，父亲虽然很早就离家参加革命了，但一直是想着我们的，对我们是有感情的……

　　王：在您的一生中和父亲聚少离多，但看得出您对父亲的感情很深，您想过要是父亲还活着，会是怎样吗？

　　张：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想念父亲，但他真的离我们很远很远……

　　年过八旬的张闻天大女儿张维英老人是个没有劳保的家庭妇女，尽管她一辈子没有停止过劳动。

　　我见到张维英老妈妈时，她住在上海浦东川沙的儿子家。那里离“张闻天故居”很近。

　　张闻天离开家乡时，维英才三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维英一家人根本不知道张闻天的生死。维英虽然很想念父亲，但一次次的等待，一次次的失望，使父亲的影子在她心中渐渐地越来越淡了。直到1951年张闻天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考察，住在上海大厦，维英才接到父亲托人要她去会面的通知。

　　父亲对我说：你还是在农村种种地

　　王：张妈妈，您已经子孙满堂了，您还记得自己的父亲吗？

　　张：父亲很早就离家参加革命去了。他走时，我才三岁，妹妹引娣刚刚出生。父亲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时间再久，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忘记的。

　　王：您父亲很早就参加革命了，那时参加革命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您父亲走后，你们的家庭情况是怎样的？

　　张：父亲走后，家里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但国民党晓得我妈妈卫月莲是张闻天的妻子，我妈妈常常被国民党政府传去审讯，要她讲出自己丈夫的去向。日伪统治时期，我妈妈被抓去关大牢，遭到虐待摧残，幸得在共产党领导的淞沪五支队的她的弟弟、我的舅舅卫民的搭救才脱离虎口。上海解放前，国民党南汇县县长在一次会议上叫嚣，共匪头子张闻天的家属就在这里，应予满门抄斩。我们母女闻讯后吓得不敢在家里住了，只得东躲西藏过日子，有好几个月干脆露宿野外。我妈妈担惊受怕，受风寒得了一场大病，险些丧命。一直到解放，才算过上了太平日子。

　　王：您父亲后来知道这些事情吗？

　　张：解放后父亲到上海，帮助家里还掉了部分欠债，以后又每月寄给我妈妈80元生活费。到“文革”开始后，我父亲受到严重迫害，无法再寄这些钱才中断。

　　王：张妈妈，解放后你们不但知道张闻天还活着，而且还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您对父亲提过什么要求吗？

　　张：我曾经向父亲提出给自己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可是父亲对我讲，要自立，要依靠自己去努力争取，我有办法也不能为子女开后门。

　　王：您是在什么时候和您父亲说的？

　　张：1951年我父亲有公务到上海，住在上海大厦，写信回来要我去见他。我是个农村妇女，人生路不熟，于是丈夫陪我一同带着两个女儿秀君和美君到父亲的住所。在上海大厦门口，我们向接待处的同志讲是来找父亲张闻天的，便立即被带到了楼上。不一会儿，只见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接待我们的同志指点我们：这就是你们要见的中央首长张闻天同志。我一时难以相信，也不敢相信，因为父亲离家时我才三岁，父亲的真正面目已经记不清楚了，那一刻见了父亲，竟呆呆地立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接待的同志再一次介绍时，我才流着眼泪走上前去叫了一声爹爹。父亲望着我们也哭了，连声说，好了好了，解放了，你们也熬出头了。父亲招呼我们坐下后，笑着对我讲，维英，你不要难过，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父亲又要我们住下，我丈夫因要照顾家里其他孩子就回家了，我和两个女儿被安排在12楼住。晚上父亲来看我，他对我说，自己早年参加革命，很早离开家乡，但心里十分想念家乡，想念父母和女儿，说到动情处，还流下了眼泪。我们父女俩一直谈到深夜，我才忍不住向父亲提出能否给我在上海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

　　王：您父亲答应了吗？

　　张：父亲讲，你还是在农村好，种种地，照顾好母亲和孩子，不是很好吗？还讲，你小人多，负担重，让大女儿秀君跟我到北京去吧。后来，为了减轻我的经济负担，1955年，父亲将我年仅9岁的大女儿秀君接到北京读书，一直到读初中才回来。

　　王：您觉得您父亲喜欢小孩吗？

　　张：很喜欢的。我大女儿秀君在北京读书时，每逢星期天，外公、外婆（刘英）总要陪她到新华书店去买书，一买就是一大摞。在这方面，父亲特别慷慨，他期望外孙们个个有知识，有才干，将来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秀君去北京两年后回上海过暑假，假期结束后我带着才7个月大的儿子和她一起到北京，我父亲很喜欢小孩子，在家里常常抱着小孙子，还不时地亲亲他。但父亲见我子女多，负担重，有一次就对我讲，维英，你从前都是生的女孩子，现在有了建平这个男孩，以后不要再生了。孩子多负担重，困难多，而且多生孩子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利。

　　王：您有几个孩子？

　　张：7个。不过，对于我来讲，还多亏当年生养了这些个儿女，他们个个孝顺懂事，要不然，叫我一个没有劳保的老太婆如何面对现在这金钱世界？

　　我陪父亲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

　　王：张妈妈，您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吗？

　　张：我丈夫张昌安是进门女婿，是我家唯一的强劳动力，里外都依靠他。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上海羽绒厂扛大包拉劳动车，因为我有7个孩子要吃饭读书，没办法。

　　王：在您最困难的时候，您想过向父亲求助吗？

　　张：父亲讲过，我是绝不会利用我的关系来为你们开后门的，工人、农民家庭子女是怎样安排的，我的亲属也应该怎样安排，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所以，对于生活上的困难，我们都自己克服。……“文革”开始后，父亲又一次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们无从打听他的消息，一别又是十多年，直到1975年父亲由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后才又见上面，父亲这年已经76岁了。

　　王：您那时没有工作吗？

　　张：我那时没有正式工作，就在父亲身边帮他做家务，这样前后大概有两个月，每天起得很早，洗衣服、烧饭、劈柴、擦窗、拖地板、翻被子，我从来没有服侍过父亲，当时觉得能尽到一个女儿的心意，蛮高兴的。倒是父亲感慨地对我讲，没有工作反而好，有了就要牵连到你了。

　　王：在您的一生中，在无锡的这些日子好像是和父亲最亲近的时候？

　　张：是的。那时，父亲已经老了，而且身患重病，但因为有我们子孙小辈在身边，就像一个普通人家的爹爹一样，享受着难得的天伦之乐。我常常看见他拿着一张“上海地图”，查我们姐妹俩在上海的地址。他还爱看亲属们的来信，一般的信也要看上好几次，而且封封都有复信。

　　王：您父亲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没有给你们留下值钱的东西，但是他去世后，却把8万元钱作为党费上交，您是他的长女，您有想法吗？

　　张：要知道，他们老夫妻俩（指张闻天和刘英）要积下这么多钱是很不容易的。钱虽然没有传给我们子女，但我们也是很高兴的。他们把钱全部交公，他们的精神使人佩服。我在无锡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感到他是一位温和、慈祥、高尚的父亲。

　　王：解放已经五十多年了，应该说现在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但是也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比如下岗，您家里有这种情况吗？

　　张：有的，但我们理解政府的难处。我的小儿子厂里效益不好，又要从市区搬到郊区，很可能马上要没有工作了。我现在身体不好，他自己还有刚生下不久的小毛头需要抚养，真的蛮困难的。不知道政府、厂里能不能考虑一下他的实际困难，帮帮他。

　　王：你们向有关部门反映过吗？回去后，我会向领导汇报的。

　　张：谢谢你。我们自己不好意思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