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幕后推手

仁武君

　　他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参加过学联，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和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解放后，参与过新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包产到户试验，曾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1号文件”，创造性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位中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就是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一）“小脚女人”的革命与被革命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人，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富农家庭。“祖父原来是经商的好手，但家业传到我父亲手上时，已日渐式微，几笔失败的生意使得家道中落。”更悲哀的是，杜润生13岁丧父，14岁丧母，小小年纪就饱尝了丧亲之痛。
    面对生存的压力，杜润生发誓好好读书，将来要重新整顿家业，使祖辈的事业发扬光大。他在舅父的帮助下读完了小学，于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党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杜润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其成员在野时讲革命，一旦当了官就腐化，令青年们大失所望。蒋介石对内加紧镇压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动面目大暴露。经过冷静地观察，杜润生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因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动组织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太原学生运动纠正了自流现象，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太原国民师范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所长苗培成，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压制学生抗日运动，学生们发动驱逐梁、苗二人的斗争，组织了包围省党部的请愿活动，杜润生是学生代表之一。军警当场开枪，打死1人，伤10余人，杜润生也受了伤。惨案教育了民众，也更加坚定了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决心。他认为：“没有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就打不倒。”1932年10月，杜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驱梁学潮发展到反对当时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即遭到镇压，杜润生被通缉，他只好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1933年来到北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长。1936年夏季，杜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他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中，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
    1950年初，中共决定召开全会讨论土地改革。这一年，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37岁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被两次召到中南海。这是杜润生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泽东得知杜润生是山西人后，说：“自古三晋之地，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的。”毛泽东还指着杜润生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杜预、杜佑、杜甫等，有好几位姓杜的。”毛泽东这一番话，使杜润生感到一下子拉近了与主席的距离，消除了陌生感。接着，杜润生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南地区土地改革的打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杜润生将有关打算写成报告送中央研究室，毛泽东曾亲自批示。
    杜润生曾回忆说：“通过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毛泽东是同意了我们一条意见，否定了我们的另一条意见。”
    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他说，在土改中消灭富农的政策需要重新评估，“我们应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依法执行，留下了不利影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皇权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杜润生在土改中的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润生被上调北京，担任刚刚成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职。邓子恢任部长。在他们向毛泽东报到时，毛泽东即明确交代，农工部的主要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完成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要求他们与农业、林业、水利和合作部门的党组建立经常的联系，代表党委对他们的工作加以具体指导，同时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他们跟不上毛泽东决策的变化，彼此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们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第二，在中南局土改结束以后，他们提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第三，关于合作社的形式，他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个形式。所有这些，毛泽东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说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后来的会议和文章中则称‘小脚女人’）走路”。全会上，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
    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1年时间，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从1953年起计划15年完成的事情，3年时间就完成了。而邓子恢和杜润生却因言获罪。几年以后，中央以农工部“10年中没做一件好事”为由，彻底撤消了这个部。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被解除职务的杜润生本来要被放到基层，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惜才，将其留下。1956年杜润生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科学家，把不同科学综合进了自己的农业发展思想中。期间，他主持起草过曾被誉为“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
    “文革”中，杜润生成为科学院第一个被打倒的人，被打成叛徒、刘少奇的忠实追随者、极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大批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开除党籍，撤销公职，而且扫地出门，被赶在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尽管遭受到严重折磨，但是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充分的信心，从不悲观失望，“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一面自我检查，一面作为旁观者，不断反思，向历史实践寻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
    与政治上陷入低谷的杜润生相比，当时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社并大社、全民办工业等运动之后，又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高潮。
    这番经历给了杜润生静心博览群书、学习马列经典著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体察民情的机会，塑造了他此后参与和领导农村政策研究的风格。晚年，杜润生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述中，反思自己最初赞同的理由和做过的讲话，并未因为后来经调查研究便不再“跟风”而文过饰非。同时，他也没有避讳“名人”的失误。杜润生曾记述说，“大跃进”时期，一次毛泽东问科学家钱学森：1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钱学森从纯科学道理上讲，如果把植物所接受的太阳能都转化为粮食，1亩地产4万斤粮食是可能的。毛泽东相信了亩产万斤的“卫星”，于是，包括杜在内的负责农业的领导都被找了去，中央开始研究粮食多了怎么消化的问题。
    “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亩产达到1万斤，中国无论是吃、是用，还是酿酒，任何办法都无法有效处理那么多粮食。”最后还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三三制”！即只用耕地的1/3种植农作物，1/3休闲和种植绿肥，1/3种树种草。
    杜润生曾将其山西太谷老家的农民请到北京来了解情况。农民说：现在上报统计都是假的，用的是移植法，几十亩地的红薯都移到一亩地里。为此，杜润生自己专门到天津郊区考察，“地里每一行都是拉着电线用电灯照明，庄稼密植度大得进不去人，一看就是假的”。
                                       （二）首个中央涉农“1号文件”诞生的阵痛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事业，发端于农村。改革开放30多年，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数个中央全会文件和10多个中央“1号文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准确把握保护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改革主线，加速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有关“三农”的中央“1号文件”，记录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闪烁着农民首创精神的光辉，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改革初期，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起草时一般都是先分门别类下去调研，还常常委托地方和外单位调研，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起草、汇报、研究政策措施……最终由决策层定下来。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个“1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的。 1982年首个“1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那么，首个“1号文件”是如何诞生的呢？
    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规定却是“不许包产到户”。改革起点的两个标志事件竟然是不等式，其中斡旋的推手便是杜润生。
    话说“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重创在杜润生的身上，他被开除党籍，扫地出门，接受审查。当阴霾散去，农村工作需要他时，杜润生第一时间站到了工作岗位上，国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杜润生因为有农村工作经验，被任命为副主任。虽然身心都遭遇重创，被平反后的杜润生只是感慨浪费了10年时间，他只争朝夕地工作，争取为党多做一份贡献。
    对于自己年已66岁而重回阔别23年之久的农口，杜润生曾这样回忆：“为什么调我回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1955年，我犯‘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初回农委工作，有同志好言相劝，要杜润生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当年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另外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间问题。虽然长期离开了农口，但身离心不离，依然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的杜润生毅然决然选择了支持农民这一伟大的创举，坚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高层，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问题。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借机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他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在另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1980年9月，杜润生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省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发言，为国家农委代中央草拟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稿作说明，着重谈处理好包产到户问题。杜润生在发言前，对包产到户问题会上发生激烈的争论，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是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反对的人说：“包产到户是条独木桥。我们不走这条独木桥。”池必卿则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据杜润生回忆：会议休息当中，一位同志拉住他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
    随后，杜润生的发言，只有2000多字。他的发言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共分8条，对包产到户的由来、性质和好处都讲了，其中最突出的是他海纳百川，把各方的意见兼容并包，机智地选择了避开争论、最易统一双方认识的3个问题做文章：
　　一是强调尊重农村干部勇于探索和农民群众自主选择权。对农民，他很有针对性地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要从实际出发，联系农民，照顾农民要求，以便于更好地引导农民前进。”“如果群众自发搞包产到户，就应积极去领导，而不可顶牛或放任自流。”“不该搞而搞了的不要硬纠。”“还有些是需要搞而没有搞的，任群众自主选择，以免与群众对立。”对干部，他说：“鼓励解放思想，调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探索，言者无罪，兼听并收。”
　　二是他既阐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责任制的道理，但又不强加于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上一些不一致的认识，可留待实践中解答。”
　　三是他阐明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暗中搞起来的包产到户，是解决长期以来没法解决的燃眉之急———温饱问题的好办法。他说：“集体经济办不好，群众不积极；群众不积极，集体经济更办不好，形成恶性循环。包产到户可以作为一种对恶性循环的突破，不失为较好的选择。调查表明，实行包产到户后，大多增产。”
　　当时是“左”祸长期横行全国才扭转不久，哪个省的一把手敢夸口说自己省里没有温饱问题要解决的呢？于是，听了杜润生的发言，相持不下的一把手们，对包产到户问题采取了妥协折中的态度，很快通过了代拟稿。
    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还提出：非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当允许继续实行”。这就改变了此前中央文件规定的“两个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也比随后中央文件规定的“一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一个不要”（不要包产到户）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肯定了“75号文件”的制订，但当时农村改革刚刚开始，“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其他“就有不同意见”，没能执行。特别是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尚未完成，指导农村改革的思想不尽一致。《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通讯》、《山西日报》、《大众日报》、《湖南日报》的报刊甚至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户”。因此，“75号文件”受到局限。
                                     （三）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背后
    1981年6月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作出了正确结论，并完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班子的组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主持工作后，针对国际国内形势，迅速着手进行农村改革。
    7月18日，杜润生向万里汇报村工作时，万里对杜润生说，中央“75号文件”中的有些内容给极“左”的人和不实事求是的人撑了腰。比如说“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农业改革在一些地区要突破人为障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万里提出，要考虑制订新的文件。
　　7月31日，胡耀邦阅批了一期《国内动态清样》，并对万里说：“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  
    这年，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 32%。调查中许多农民的淳朴话语给杜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石家庄一先进大队的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起吃那一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思想冲击，一直仍让杜润生回味悠长。
　　8月4日，胡耀邦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并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胡耀邦指出：我国农业从1978年以来的好转，主要得力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要继续放宽政策。最后要求文件能于11月上旬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9月上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国家农委召开安徽、浙江、黑龙江、贵州等省农口负责人和滁县、嘉兴等地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文件起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滁县和农业部的同志发生激烈争论。当时，全国各地“包产到户”的队已占32%，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下一步该怎么办？一种主张是维持中央“75号文件”的框子，不再扩展；一种则主张只要农民愿意，就不要限制其发展。这一争论，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是“包产到户”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各省主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都到会参加。期间，中央书记处在10月12日还专门接见了会议代表，一起讨论了文件草稿。文件草稿肯定了杜润生倡导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在讨论中，胡耀邦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时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与“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可是有些干部、群众总是用习惯语言，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没有变，只是“包”给农民，而不是“分田”，这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最后，文件草稿由各省带回去，经过省里讨论，并根据各省意见进行了修改定稿。
　　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意见稿，并定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当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获得通过后，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赵紫阳两人，建议将这个文件安排在1982年的元旦发出，成为新年的第1号文件，以便引起全党和全国重视。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即表示赞同，胡耀邦随后签发了这个文件。
    于是，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样，“中发[1982]1号”文件便诞生了，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20多年的争论。
    据杜润生回忆，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起初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一次，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是赞成包产到户的，据说此时又有了变化。以后，王任重调离农业部，任中宣部部长。离任时，我俩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先念同志的群众观点很强，但和任重一样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谈不拢，记得有一次写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请他署名，他打电话来说：要写得平稳些，包产到户，不能说毛主席错了，邓子恢是正确的。”
    “1982年这个文件的核心，是第1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杜润生回忆说，“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这一文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初步说明了“包产到户”不姓“资”，并强调要进一步注重放宽农村政策。当时农民称中央的“1号文件”好比让他们吃了一颗“顺心丸”。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1982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11.2%。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1号”。于是，此后4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
    话说第1个“1号文件”打破了政策坚冰，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接着涌现出来，亟待回答。比如允许不允许私人购买拖拉机，农民能不能倒买倒卖长途贩运。再比如雇工已经出现，政策是否允许等等。今天看来，这些都不成为问题了，但在当时则属于争议极为激烈的大政方针。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杜润生又指挥部下展开紧张的调研，在各地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研究，并且继续争取最高层的支持，起草新的文件。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第2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要求继续完善和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搞活农村工商业，放宽农村流通领域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农民完成统购统派任务后的产品，私人也可以经营买卖，可以进城，可以出县、出省。允许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允许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对农村工商个体户的政策，参照城镇个体经济的政策执行。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由农民个人或合股兴办，实行有偿使用。
    1984年1月1日，发布第3个“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宣布了一个农民极为关切的内容：“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文件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允许农民资金自由流动，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放宽农村雇工政策。对于雇工超过规定人数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文件要求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改变“8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这是鼓励农民脱离耕地进城当“农民工”的最早的文件。以上两个文件发布之后，温州纠正了当初压制农民搞私营经济的做法，给“八大王”恢复了名誉，称赞“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
    1985年1月1日发布了第4个“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0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标志着农村经济进入商品经济发展新阶段。
    1986年1月1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这是第5个“1号文件”。1985年，农产品产量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了，一些人对农村改革产生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文件强调了要坚持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文件重申要以农业为基础，提出了增加农业投资和水利投资，提高和改善农业技术，加强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5个连贯发布、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其主要精神分别是：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1985年——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5个“1号文件”可圈可点，总的方向是一步步消除“左”的束缚，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政策基础。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同样主持起草了这几个有关农村政策的文件。每年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
    杜润生由于长期从事我国的农村工作，有深厚的“三农”工作底蕴。他反复强调农研室的工作一定要代表最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要推动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农研室逐步形成了“三个一”的工作方法：一是组织大批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每年用半年时间下乡），了解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要求；一是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根据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出当年的农村改革方针政策；一是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文件。真正做到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真实反映农村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5个“1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从1980年至1985年，农民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出现了超常规增长。改革初期的这5个“1号文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杜润生这样总结当年5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农业的进一步改革，受制于城市国有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用当时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项目已经出台，不触动深层结构，再不能向前进一步了。正是这个原因，农村改革初期一系列‘1号文件’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中国农村改革并未终结，还须从国民经济全局改革中寻找前进道路。”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
    21世纪来的接连几个中央“1号文件”，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农民实行免税和直接补贴，开启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受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我国“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年丰收。
                                   （四）耄耋之年的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
     杜润生一生重视调查，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依然带领着一帮年轻人颠簸在中国的乡村。
     1989年以后，已76岁的杜润生退出了领导岗位。但他仍然情牵“三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呕心沥血。晚年，他坚持每天清早8点半就来到办公室，这是他规律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2001年5月，杜润生在《农村工作通讯》创刊45周年座谈会上呼吁给农民国民待遇。他说，现在很多现象可以作为农民没有取得国民待遇的注解：一、几十年来，农民没有自由迁徒的权利。想离开农村，改变身份，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全世界少见。二、受教育的权利……他掐着指头一口气点评了10个方面。“我想了一下，说以上10条。这都显示农民和市民相比，享受的国民待遇也有差别。而且这些问题存在不是一天，存在几十年了，得不到纠正。经济学上说有一个‘制度惯性’，变成路线依赖。所以谁也不敢动，甚至没有人去反映。即使反映，长期得不到解决，习以为常。这样下去会带来社会问题，希望‘十五’能有所解决”。杜润生近百年的思考和行动，正好与中国农民的这种生存轨迹有关。   
     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是杜润生念念不忘“三农”，谈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一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享有国民待遇；二是建立农民协会，这是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90岁的时候，他就曾对自己的老部下王岐山等说，还有两个心愿没有完成：“一是再转移1亿农村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和城镇；二是恢复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使农民有充分的话语权。连孩子都有少先队，妇女有妇女会，青年有青年团、青联，工人有工会，惟独不让农民组织起来，是不公平的。”
    早在1981年2月11日，在青年们自发组织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立会上，杜润生就讲：“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胜利。”过了几年，农民吃饱穿暖了，他就向邓小平建议恢复农民协会。“农民需要一个积极的组织承担发言人”，这样的话，一讲就是几十年。
    杜润生认为，中央要长期稳定土地使用权和家庭承包制，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公共产品，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最重要的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他说：农村政策当然要保持长期不变，但仅仅长期不变还不够，还要在稳定现行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土地的合理流动，允许农民有偿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培育土地流转市场，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权不被基层政府侵害。”
    晚年，杜润生看到中国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事实，多次建议国家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并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赋予农民长期并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和处置权，与此相联系，提倡依照宪法规定，重视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整顿土地市场，规范国家征地、企业用地，防止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拉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幕：将土地承包制从长期不变改为长久不变，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很多人看到了此间蕴涵的能量，认为它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推动，它的突破性不亚于当年杜润生主持草拟的“1号文件。”
    杜润生强调，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让农民富起来，关键还在于城市化，要“把更多农民变为市民”。他说：“经验证明城市化率上不去，农村要富起来是不可能的。”
    当然，曾经参与启动中国农村改革的杜润生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感到自豪。“农村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党的领导，主要是依靠农民的努力和创新。”他说：“如今，农民已经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接下来就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要跟上。我们不该简单地把农民当成一个农副产品的供给者。”
    杜润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所带的学生现在大都已经成为国之栋梁，如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等，周其仁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
    杜润生从不放弃原则，但更擅长于协调和妥协，尽最大可能发现可为各方接受的共识空间。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有人评论说，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润生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
    2008年11月23日，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真正大规模的民主投票，148位中国知名学者通过投票得出一个结论：过去30年里，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当年麾下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
    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老颤颤巍巍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领取建国以来首届经济学创新奖。毫无疑问，杜润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首屈一指的农村经济学大家。然而，他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这位一生致力于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老人在经济学创新奖时，依然念念不忘农民兄弟。
    曾有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等等赞颂之词。对此，杜润生连连摆手，谦逊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进入“奔百”高龄之时，尽管他因患白内障而视力弱，手有点抖，耳相当背，但是他头脑清醒，每天通过多种渠道接纳新鲜事物和信息，许多经济学家、农村干部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思维与时俱进，非常前卫。杜润生提倡农业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他反对以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农村经济增长。他认为农村人才的培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哪来农村的现代化？”
    杜润生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我苦劳多，功劳少；右倾的时候多，左倾的时候少。争取在可能的情况下，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无愧地走向生命终点。”杜润生的生肖是牛，他的一生恰似探索农村改革的孺子牛，一生历经坎坷，任劳任怨，始终默默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