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补元帅”曾中生之死

仁武君

　　若说曾中生(1900~1935)是“候补元帅”，一点也不夸张。他不仅是开辟一方根据地、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还是毕业于黄埔军校且又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理论的军事家。他生前曾潜心研究军事，写有一批军事著作，如《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这些珍贵的红军作战的总结后来结集为《曾中生和他的军事文稿》一书。
　　当年一起工作时，阴险的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曾中生的军事才干，并将他的著作指定为红四方面军指挥员的必读书籍，而这些著作后来又被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带到延安，从而为毛泽东创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的回忆录中对他的评价：“曾中生同志是个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着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这里有一个插曲：早在曾中生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时，曾与一位女同志黄书莲同在南京开展兵运工作，后又一同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两人产生感情，并结成夫妇。婚后，曾中生又被调往鄂豫皖，新婚的妻子则留在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先是跑“交通”，后又任闸北区女工部长。抗战爆发后，黄书莲易名黄杰，迢迢来到延安，却悲痛地得知曾中生已遇难。后来，她与被张国焘杀掉妻子的徐向前结为连理。)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早年从军，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曾中生回国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他很早就对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有所认识，也阅读过毛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两人虽处不同地方，思想却是相通的。1930年，曾中生被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后又调往上海中央机关，六届三中全会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赴鄂豫皖根据地，此后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曾中生是善于领导和指挥根据地战事的将才，他率领鄂豫皖军民胜利击溃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随后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不仅如此，他还善于开展根据地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鄂豫皖就成为拥有人口250万、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而当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来到鄂豫皖时，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按照王明中央的要求，张国焘是来“改造”苏区的党和红军的，于是中共鄂豫皖特委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张国焘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则只是红四军的政治委员。随之，为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张国焘开始狂热地推行左倾“新政策”，尤其致力于反对所谓“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这一系列的“反对”也就具体到了曾中生、许继慎(红十二师师长兼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等人头上，因为他们敢于抵制张国焘的错误，特别是在红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等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张国焘要指挥部队打安庆乃至南京，曾、许则主张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来牵制敌人。根据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谁对谁错，这是不难看清楚的，然而张国焘认为这是反对中央。张还指责许继慎等“保持军阀和土匪的习气”，结果他势大压众，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被迫奉命率红四军主力东进，并且依靠红军将士的顽强战斗力攻克了英山城。但在部队休整时，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山、周维炯等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愈加感到张国焘的作战计划实属冒险。他们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作战方案，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不失时机地挥师南下。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在曾中生等人指挥下，红四军很快开辟和恢复了以英山为中心的大片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牵制了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这本是应予表彰的战功，张国焘却猜忌难忍，来信指责曾中生等“抗拒分局指示”、“重复立三路线”。曾中生等人一方面联名上书中央，一方面提议召开干部大会充分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以辨明是非，最后确定红四军的行动方向。可以想见，正是这一举动惹恼了张国焘，他必欲置曾中生等人于死地了。
　　一场杀戮随即来临。张国焘布置了红四军的“肃反”，撤销了曾中生的政委职务，改派陈昌浩接任。随即，许继慎、周维炯等被捕。在白雀园，又是腥风血雨，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许继慎等被用担架抬进审讯室，张国焘亲自审讯，他蛮横地拒绝任何申辩，在“公审”之后，便残忍地将许继慎、周维炯等秘密处死。对于曾中生，鉴于其威望，张国焘还不敢立即杀害，他以“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为由，将曾中生调离部队考察，而这一处理结果也得到了左倾中央的认可支持。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组成，随后独立师也组成，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让曾中生担任独立师师长，这支部队随即战功赫赫。不久，张国焘反“围剿”失利，计划向西退却，在1932年12月的小河口会议上，曾中生指责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而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曾的批评代表了大家积蓄已久的意见。据原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回忆：“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此前飞扬跋扈的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于是表面上接受了意见，还假惺惺地表示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其实，张国焘对曾中生一直耿耿于怀，伺机要除掉曾。就在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根据地，曾中生协助总指挥徐向前屡建战功之际，张国焘却在暗地里布置着秋后算账的阴谋。也是在红四方面军呈极盛状态之时，张国焘磨刀霍霍，把曾反对过他的邝继勋、余笃三秘密杀害，又软禁了廖承志，进而孤立了曾中生，最终又将曾关押并严刑拷打，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以交代小河口会议和在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此后曾中生就被监禁了起来。
　　曾中生是不屈的。在狱中，他回顾了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历次作战的经验，凝神撰写了一部《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军事著作，这也是他的遗著。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据说毛泽东曾在毛儿盖与张国焘会见时询及曾中生，言词中颇有关切之意，对此张含糊其词，只诡称曾的身体不好，还在后方休养云云。狱中的曾中生获悉后，兴奋地上书中央，郑重地表达了为党工作的愿望，并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向张国焘提出释放自己的要求，并要求允许他向中央汇报。据说当时的党中央也已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监禁，于是提出释放曾的要求。张国焘害怕了，他扣押了曾中生的上书，同时也拒绝党中央派人与曾见面的要求。
　　红军长征即将全胜之际，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卓克基，张国焘派人用绳索将曾中生秘密勒死。为掩人耳目，他让人在杀了曾中生之后，又故意向天上放枪，并且大喊大叫：“曾中生逃跑了!他向敌人投降了!快追呀!”随即煞有介事地派人在山上搜来搜去。
　　曾中生之死的消息被张国焘严密封锁。半年后，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还特意请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要接受历史教训，进行检查”，并要他对曾中生“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同时希望保全廖承志的性命。(因为会画画，能进行宣传工作，廖承志才得以保全性命--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