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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籍之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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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28 22:40: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王树声(1905-1974),原名王宏信,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多个地方军区司令员。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第九、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1974年1月7日),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我军军械装备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人。原名王宏信,汉族,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身遇危难,矢志不渝,一心向党,最后一路乞讨,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晋冀豫军区(后为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他改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他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他说:“职务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在率领太行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和百团大战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使地方武装同正规军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从而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1942年秋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10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部深入河南敌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立起了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5师一起在中原地区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为中原解放区的创建与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为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科研事业作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

  1905年—1930年
  1905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三),出生于湖北省麻城乘马岗镇项家冲。
  1923年春,考入麻城高等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春,受聘在本乡教私塾。不久任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
  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乘马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领导本地农民运动,并组织农民武装。
  1927年初,任国民党麻城县党部委员,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4月,湖北麻城和河南光山一带土豪劣绅,组织红枪会土匪武装万余人进行暴乱,指挥农民武装坚决反击。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他只身去武汉找董必武毛泽东搬兵,带领省府警备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平息了暴乱。6月中旬,指挥麻城农民县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在破寨岗激战三昼夜,打垮地主武装万余人的进攻,追杀20公里,毙俘敌3000余人。后又相继指挥了癞痢寨和扬泗寨战斗,粉碎了地主武装进攻。战后群众将破寨岗改名为得胜寨。8月20日,参与组织指挥北界河战斗,粉碎了麻城流亡土豪劣绅武装杀回乡里的企图。
  1927年9月下旬,参与组织领导麻城“九月暴动”。11月13日,率部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第二路军分队长。之后,参加木兰山游击斗争。
  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4月,任工农革命军第7军第1队党代表,率队返回黄麻地区,参加开辟柴山堡根据地,实行边界武装割据。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任第1大队(第91团)党代表。
  1929年6月至12月,率部参加粉碎敌“罗(霖)、李(克帮)”和“徐(源泉)夏(斗寅)”的三次会剿。9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
  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任特委委员。4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1军。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6月至8月,率部与兄弟部队配合作战,两次出击京汉铁路、攻战杨家寨、伏击扬平口、突袭花园镇,三战三捷,歼敌2600余人。1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先后攻占金家寨、麻埠、独山、叶家集、东西鲜花岭,歼敌5000余人。
  1931年—1940年
  1931年1月,任鄂豫皖红4军第10师第30团团长,率部参加磨角楼战斗,以“围点打援”战术获胜。2月,以“坑道爆破法”攻克敌设防坚固的豫南重镇集。3月至9月,任第33团团长,在双桥镇战斗中,率部担任主攻,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全歼敌第34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4月至5月,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后调任红11师副师长兼第33团团长。在南下蕲(春)黄(梅)广(济)的行动中,指挥所部攻克英山县城,打开南下通道,回师途中激战洗马畈,粉碎敌重兵阻截。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任阅兵总指挥,指挥了隆重的阅兵式,后任红4军第11师师长。11月,红四方面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发起黄安战役,率部担任最艰巨的打援任务,先后击败敌三个师的援兵,此役共歼敌1.5万余人,活捉敌师长黄冠英,黄安县城获得解放。为纪念胜利,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1932年1月,率部参加商(城)潢(川)战役,打败敌军4个师另1个旅,解放豫南重镇商城等大片地区,此役他身负重伤。7月,调任第25军第73师师长,率部参加潢(川)光(山)战役,歼敌1.5万余人。接着,又率部参加麻城战役,歼敌一个多旅。8月,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等战斗。10月,由于张国焘盲目轻敌错误,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西转移,率部担任后卫,在枣阳新集、土桥埔等战斗中,迭挫强敌追堵,在漫川关被围的危急关头亲率一个团和兄弟部队配合突围,打开了全军的通道。12月,指挥先遣团,翻越大巴山,挺进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2月至6月,指挥所部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6万余人的疯狂进攻。7月,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同年8月至10月,参与指挥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11月至次年8月,协助总指挥徐向前指挥反“六路围攻”作战,共歼敌8万余人,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参与指挥广(元)昭(化)战役。3月,协助徐向前指挥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4月至5月,参与指挥土门战役,歼敌1万余人,挺进岷江地区,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作出重要贡献。6月至7月,任岷江纵队司令员,指挥所部在茂(州)威(州)汶(州)地区抗击强敌进攻,有力地 保障了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随部南下川康边地区,先后参与指挥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定)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共歼敌1.3万余人。
  1936年3月,率部队进入甘孜道孚炉霍地区,6月,与红军第2、6军团会师,第二次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接着,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这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在病中以教导团团长的身份随部西征。11月,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后兼第9军军长)、军政委员会委员,参与指挥血战河西走廊的多次战斗。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孤身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8月到达陕北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他,说:“西路军的失败你没有责任......”后介绍他去抗大第三期学习。之后,又转入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
  1938年4月,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指挥所部开展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6月至1943年10月,晋冀豫军区撤销,成立太行军区,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刘伯承指挥抗日作战。
  1941年—1950年
  1944年9月,率部进入豫西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组建了河南军区,任司令员。
  1945年10月,奉命率部南下桐柏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接着奉命率部移师光山泼皮河,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兄弟部队一起,牵制国民党军精锐部队30余万兵力达8个多月之久,为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1946年6月,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率左路军先后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防线。8月初,1纵撤销,组成鄂西北军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武当山区开辟鄂西根据地。
  1947年7月,率部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任鄂豫军区司令员,配合刘邓主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清剿”,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49年5月,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7月,兼任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湖北军区部队和三野、四野各一部,彻歼灭了大别山国民党残匪,活捉敌中将总司令汪宪以下1.5万余人。
  1950年5月,任湖北军区司令员。
  1951年—1960年
  1951年8月,任中央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团长,热情慰问革命老战士和父老乡亲,挨门挨户访军烈属,深切关心老区建设。
  1954年1月,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致力于研究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2月,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议。
  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3月,任总军械部部长。
  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9年4月至6月,参加中国人民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蒙古、东德、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亚七国。
  1959年11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叶剑英元帅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
  1960年,组织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种条令条例的制订工作,还参加徐向前主持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的领导工作(至1973年结束)。
  10月,出席军委扩大会议。
  1961年—1974年
  1961年2月,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汇报我军《合成军战斗概则》、《连以下步兵战斗条令》、《空军飞行条令》的制订情况
  4月24日,发表军事著作《几点作战经验》。
  1961年至1963年,主持筹建军事科学院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建成后的该馆分设9个教研所,成为对干部进行军兵种知识和合成军知识教育的基地。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3月,遵照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带领军宣队进驻七机部等国防工业口,对其所属院、所、厂实行军管。
  1971年6月,出席军事科学院第一届党代会。11月30日,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
  1972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带领11人组成的“学习调查组”赴南京军区调查,为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提供第一手材料,向军委写出了林彪对军队建设进行破坏情况的调查报告。
  2月,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5月20日,以国防部副部长名义邀请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
  6月20日,陪同董必武代主席,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7月10日,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也门总统伊斯梅尔。7月18日,陪同周恩来总理宴请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艾尼
  9月29日,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
  10月,以国防部副部长名义邀请秘鲁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
  11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1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善射将军

  将军善射,于红四方面军有“神射手”之称。1927年黄麻起义时,王树声将军率领农民自卫军守麻城。敌红枪会万余人攻之。将军登城北门,见敌蜂拥蚁行而至,为首是一红衣“师爷”。将军取步枪,推弹上膛,射之,“师爷”应声倒地,群匪四散逃命。红四方面军老战士董国元言,长征途中某日,见王树声将军为红军战士授短枪射击要领。将军举驳壳枪,指一座屋顶言?“我打右下角翘起的三片瓦”,话音刚落——啪、啪、啪!三片瓦被击得粉碎。“文革”中某日,将军为其子表演射技,以气枪击梨树上的梨子,连发三枪,三只梨相继坠地。其子捡之,见三梨竟完好无损,盖弹丸均击于梨把上也。该年将军已逾花甲。

遭劫下跪

  1937年3月13日,红九军剩余的300多人和骑兵师剩下的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代军长王树声等率领,沿祁连山深处向东跋涉。西路军失败后,大家又把两个行动不便的伤员隐蔽好,
  王树声把剩下的8个人分成两个小组,分路赶回陕北:王树声、杜义德加上营长谭云保和一个通讯员是一路;李新国和通讯员曹丕堂、秦传山、周德玖是一路。王树声、杜义德、谭云保等4人与李新国等4人在民勤骆驼店分手后,当天夜里,王树声等4人遇到蒙古土匪(李新国则说是蒙古盐卡的税警)的包围。土匪大声喊叫著,让王树声他们缴枪。4人冲出房子,见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在骆驼后面瞄着他们。杜义德拔枪要打,王树声大声制止着。王树声“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杜义德等惶惶然,赶紧把他扶起,王树声说:“他们是一伙经济土匪, 要的是我们的金条和枪,不是我们的人。要不他们早就该开枪了。土匪人那么多,打起来只能遭受无谓的牺牲;再说,伤了帐篷里的老百姓怎么办,我们的使命是到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革命战士不怕死,可死在这里值得吗”,3个人被勉强说通,痛苦地把枪和金戒指之类交给了土匪。果然土匪没有杀他们,并每人还给他们一个金戒指,让他们作东去的路费。走到靖远县境,王树声巧遇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他也是在西路军失败后,东返途中辗转流落到此的;因身体不好,又用光了盘缠,就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在这里写字卖字,想休息一段,再行东去。见到副总指挥王树声,欧阳毅喜出望外,便想让王树声给自己打下手,抻抻纸,磨磨墨,等积攒点盘缠再走。王树声不屑于此。欧阳毅只好随这位副总指挥一起东去。王树声生得敦实剽悍,脸上点缀着许多紫红的酒刺疙瘩,绰号“绷麻子”。一般胆小的百姓见了就怕。在向一家老乡找饭吃时,王树声因与老乡成年的儿子发生口角,被追逐,先行逃跑。后又遇开明绅士俞学仁,陪他到陕北。刚踏入陕甘宁边区地界,王树声就被几个红军便衣侦察员掀翻在地,捆了起来。押回驻地,首长见了,这才被证明他不是国民党马家兵的奸细。那开明绅士俞学仁也陪着受了一场虚惊。这将军之跪,并非王树声的耻辱,倒是他粗中有细,灵活决断,善於在特殊情况下保存自己的绝好例证。不然,何以有建国以后的大将王树声,何以有大军区司令员杜义德。

革命伴侣

  抗日战争时期某日,将军洗头净面,着装全新,勇进门诊部,突然对正在值班的医生杨炬说:“杨医生,我对你印象很好”杨炬吓了一跳,脸红耳赤,扭头躲进隔壁换药室。将军则昂首挺胸,向后转,退出门诊室,不失风度。后来,将军第二次与杨炬见面,依然昂首挺胸,说:“小杨同志,请你嫁给我。”杨炬无言默许了他。将军于是与杨炬恋爱一年,遂定终身。
  1944年中秋,王树声将军和杨炬一起看望贺龙徐向前。贺、徐都很高兴,建议说:“今晚是中秋佳节,就把婚事办了。”杨炬说:“我们还没有向组织打报告呢。”徐向前说:“我是树声老上级,可以当半个家。”贺龙说:“我是联防军司令,完全赞同。”于是强留王树声与杨炬当日办婚事。当日晚,众将官闹新房,逼王树声将军与杨炬交代恋爱经过。杨炬羞答答言“他呀,可真厉害!”王树声将军立即回道“她呀,真调皮!”是时徐深吉为之作喜联:调皮遇厉害;花好见月圆。横批:革命伴侣。邵式平书写。中原突围前夕,王树声将军与杨炬分散突围。临别,将军取与杨炬合影照片,于背面题诗赠之:“久别重逢今又别,不知人月几时圆?伤思艰险犹尝尽,誓将奋斗会中原。”此照片杨炬保存至今。

公私分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有些沾亲带故地求王树声帮忙,想在城市找个工作或弄个一官半职。王树声对他们说:“我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是用来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丝毫营丝的权利。你们有困难,应该依靠当地政府解决,依靠自己努力生产。”他的亲侄女和叔伯侄儿一直在家务农,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许多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用品短缺,粮,油,布等按人口凭票供应。王树声要求家人,按北京政府的规定,供应什么,吃什么;供应多少,买多少,不能多吃不占搞特殊。办公用品,要计车公里,按规定付费。
  担任国防副部长期间,王树声多次出过访问而接待外宾。每次外宾赠送他的礼品,他都悉数交公。一次,警卫员将外宾赠送他的礼品放到了王树声车里,王树声看到后,让其送给了有关部门。他说:“我这个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外宾打交道,礼品怎么会是赠我私人的呢?公私分明,是革命纪律,今后务必牢记呀!”1972年底,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要结婚了。随着婚期的临近,家里除了为新人安排一间房子,一张床和二条新棉被,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鲁光把放在室外的一个石头茶几搬到自己的小屋,找来一快桌布蒙上,又找来两把旧椅子放在两边。王树声的警卫看不过去,心想,高级干部的子女虽不能摆阔气,但农村老百姓结婚也不至于这样寒酸啊。于是,他自作主张和鲁光商量,将军事科学院首长休息室的两把金丝绒面椅子和一张大理石茶几,暂时借来布置新房,等婚后再归还。第二天晚上下班时,警卫员将这几件家具放到了王树声红旗轿车的后备箱里,准备带回。王树声看到后,严厉地问:“你这是干什么!”警卫员忙说借给鲁光用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动,不能拿!”警卫员只好将东西放回原处。

养花看戏

  将军爱养花,特别喜爱君子兰。将军常往同院老花工任师傅家请教养花技术。某日,任师傅患病,恰好将军到,急奔《解放军报》社门诊部,亲领医生诊治。此后每日散步必至任师傅家,问寒问暖,直至任师傅完全康复。王树声将军时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王树声将军喜京戏,常往北京长安大剧院看戏,尤喜看《空城计》、《辕门斩子》、《霸王别姬》等。“文革”中期间,将军至京西宾馆礼堂看京戏《龙江颂》。演出结束,朱德江青等上台接见演员,江青居中上台,朱德则侧行,演员们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将军愤愤,回家途中骂道?“这个家伙,敢欺负朱老总,向她学习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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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28 23:00:23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宏坤

  王宏坤(1909-1993),原名王宏春,湖北省麻城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人民海军的创建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宏坤,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人,王树声之堂弟。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红十一军排长,三十团团长,第十师师长,第四军军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1942年12月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初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六纵队司令员。1947年9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同年12月兼任桐柏军区司令员,后任第四野战军五十八军军长。1949年5月任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0年5月任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6年3月任海军第二政委。是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1984年4月6日,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给予王宏坤同志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88年7月15日,经中央军委和海军党委批准,授予王宏坤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8月20日在北京病逝。
  王宏坤,1909年1月22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石槽冲村。家境贫苦,自幼放牛,做短工。后参加农民运动。
  1927年11月王宏坤作为义勇军队员,参加黄(安)、麻(城)起义。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王宏坤随徐向前、王树声转战。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排长、党支部委员、一连连长、特务连连长。
  1931年春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一营副营长。五月任第十师三十团团长。参加创建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各次反“围剿”与进攻战役。
  1932年春,王宏坤任红四军第十师师长,指挥苏家埠战役有功。同年10月率部参加西征入川。
  1933年,四方面军由四个师扩编为五个军。7月,王宏坤任红四军军长。
  1934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率部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各次反“围攻”与进攻战役。
  1935年5月,王宏坤参加长征。7月任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10月随军南下川康地区,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不久兼川康省军事部指挥长。
  1936年7月复任红四军军长,率部北上到达甘肃会师。10月改任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山城堡战役。期间,参与指挥了数十次重要战役、战斗,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军与红九军等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王宏坤任第三八五旅旅长兼陇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出发山西作战。
  1938年12月,王宏坤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
  1942年12月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参与领导冀南平原的游击战争,坚持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在百团大战中,曾率部参加正太、平汉铁路破击战。平汉战役中,在刘伯承统一指挥下,王宏坤率部伏击全歼日伪军。此后,还指挥了南乐、巨北、安阳等战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解放战争初期,王宏坤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第六纵队司令员。
  1945年10月,在邯郸战役中参与了对北集团部队的统一指挥。
  1946年,参与指挥了临清、白晋、平汉等战役。
  1946年6月,王宏坤率部在刘邓指挥下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重返鄂豫皖。同年9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同年12月兼任桐柏军区司令员。率部到鄂豫边桐柏地区后,指挥部队参加了临平、平汉、白晋、邓县战役,开辟和扩大桐柏解放区,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反“围攻”斗争。
  1948年5月,王宏坤率部参加宛西、宛东战役,7月参与指挥襄樊战役。同年秋,刘邓率野战军主力投入淮海战役,王宏坤随王树声留守中原,巩固后方,策应淮海大决战。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王宏坤率部积极配合主力作战,支援大军渡江南下。5月,王宏坤调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为迎接第四野战军南下中南,他指挥所部据守武汉,巩固大后方,积极支援主力南下,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剿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海军。
  1950年5月,王宏坤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参与创建人民海军的领导工作。朝鲜战争期间,兼任舰队司令员。他是人民海军的创建人之一,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为捍卫祖国的领海主权,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王宏坤1955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6年3月,王宏坤任海军第二政委。
  “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   1977年被免去(后被撤销)海军第二政委职务。   1988年7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宏坤于1993年8月20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王宏坤属鸡,出生之日正是1909年农历的大年初一,一个大鸡(吉)大利的日子。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那个年代能够给予他的,是从小就能品尝到的艰辛与贫困。至今他额头上留有两块伤疤,其中的一块便是苦难童年的印证。那是一头暴躁的大黑公牛所为。他替别人放牛时,怕牛乱跑,将牛绳栓在腰上。一次黑牛发了脾气,又跳又跑,他跌倒后被拖了好远,连跌儿个跟头摔到了河里,额头撞了个大窟窿。
  那时,他插禾缛秧,打柴挑担,替人打短工,一个农家孩子能干的活他都干过。直到他学做挂面,并在乡里小有名气后,家境才有了起色。然而好景不长,接踵而至的天花和伤寒,竟使他高高的个子仿佛缩了一截。家道依旧贫寒。而一个和尚预言,他将来要当官。这已是他在一支桂系队伍里当兵的事了。
  1928年,正月初四,他被迫离开了家乡。积极投身大革命浪潮中的农民运动并参加1927年麻城“九月暴动”和著名的11月“黄麻起义”,使他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敌人抄了他的家并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四处张榜缉拿他和他的父亲。在儿次躲过敌人的搜捕后,他和农民义勇队的伙伴20人避到了武汉。   
  兵荒马乱之时,找工作的希望落空,一块招兵牌结束了他们在街头的哪蹋。王宏坤说道:“当兵去吧,学点武艺将来再为穷人打天下!”就这样,他们“隐身”进了一支桂系杂牌队伍。不久,黄麻又闹起革命的消息悄悄传来,他激动不已,暗中准备逃走。王宏坤上了赌桌。一次,他看到两个地主与几个士兵玩赌, 他听到掷下去的骰子声音不对,知道那磁做的东西有假,便上了赌桌。他技高一筹,几圈下来,地主把预 备买武器的钱输得精光,急得嚎陶大哭。这一夜王宏坤赢了100多块大洋。当别的军官、士兵用赢来的钱吃喝玩乐时,他已悄悄买布做了便衣,随时穿在身上,只等机会来临,脱下外面的军装就可开溜。鬼使神差,一天他到庙里抽了一签,和尚解释道:“你想回家。”这不禁使他大吃一惊。此后,他的言行便更加小心谨慎。而和尚的另一句话“你将来要当官”,却是他当时做梦都不相信的。当他随队伍到了离汉口只有五六十里路的蔡甸时,他开始行动了。夜里3点下哨后,他与班里的几个弟兄告别,攀上了屋顶的木格子。不料用力过猛,木格子“咔嚓”一声折断了,传来了哨兵的喝问。班长随口应答:“王东高。”为他打着掩护。他乘机迅速钻了出去,一口气穿过一个大藕塘,顺着一片菜地爬上了山坡,消夫在茫茫夜幕之中。一路躲过重重危险,他回到了家乡湖北麻城。第二天,1929年农历正月初五,他翻过了人生新的一页。他从大队长手里接过一支汉阳造步枪,正式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支红军队伍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师,他所在的一大队的党代表,是他的堂兄、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的王树声。当晚,他便随队出发攻打重镇福田河。红军消灭民团-部,缴获7 支步枪。撤出战斗时,王宏坤主动请求断后,与另一战友阻击敌人,两人先后负伤。额头中弹、血流满而的王宏坤,背着膝盖骨被扫穿的战友边打边撤,表现得异常勇敢顽强。这一天,王宏坤便拥有了终生难忘的几个“第一”。参加红军的第一天,打了参加红军后的第一仗,一生中第一次光荣负伤。战后,他当了班长,一年之后升为排长,秋天又成为连长。而这年的春天,他就己是共产党员了。
  1931年冬至1932年复,鄂豫皖红军取得空前大发展。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两个军3万余人,兵强马壮,成为鄂豫皖苏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黄安、商演、苏家埠、演光四次重大战役,以歼敌6万余人的巨大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这块红色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红军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其间最著名的是苏家埠战役,从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所占据的篇幅上足以掂出其份量。王宏坤在此次战役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1932年3月中句,红军在连续取得黄安、商演战役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的十师、十一师挥师东进皖西,与先期到达那里的七十三师会合,准备再打一个大仗。时任三十团团长的王宏坤突然被召到方面军总部,接到的任命只有一句话:你现在到十师当师长。正当他在犹疑之时,又听到一句话:你干师长,决定了的!事情就这么简单,然而代价却十分沉重。
  半年前,他经历了同样的一次任命,徐向前的一句话,他就从营长成为了团长。此前,在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张国熹的大“肃反”就肃掉了两任团长。这次,他当时还不知道,原师长陈奇一个上过黄埔军校、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好同志,被张国熹以“肃反”的名义杀害了。军情紧急,已不容他多想,随即阵前赴任。红军东渡济河发起进攻。红十师在运动中与敌遭遇,在歼敌一部后,一阵猛追,一举将敌两个旅部4个团再加3个营共6000多人包围在皖西六安西南的重镇苏家埠。敌人重点设防的苏家埠,四周寨城高2丈、宽1丈5,墙外壕沟深1丈、宽10丈,竹木围等副设施纵深30余米,9个环墙而立的大碉堡高达3丈,密集的火力可控制全镇及寨外附近区域。为困死敌人,实现围城打援的作战企图,王宏坤指挥红军修起交通壕、掩体、盖沟、碉堡相结合的浩大工事体系。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环状包围圈,像三道铁箍紧紧扎住了敌人。开始,自恃工事坚固的敌人还很神气,在几次试探性突围被击退后,变得不吭不响,据点里死寂一片。而红军如同生龙活虎,练兵,学文化,每日歌声不断。当前来空投给养的敌机遭红军火力扫射不敢接近苏家埠上空,而将粮食、药品大都投到红军阵地后,敌人开始吃野菜、树皮。不久,镇内树枝被扒光了,树木全部干枯,与镇外充满生机的绿色相比,俨然两个世界。  
  一天,王宏坤在前沿与战士们共进午餐,听到对而吵吵嚷嚷,原来儿个敌兵听到这里喊开饭,饥饿难忍,跑出来讨吃的。王宏坤叫战士招手,一个敌兵滚进红军的堑壕。敌兵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讲出据点内老百姓的困境,粮食全被敌军抢光却不准出城。王宏坤请示总部后,即与政委甘元景交敌兵一封信令其送回,命敌旅长第二天下午4点放老百姓出城。在红军强大的压力之下,敌被迫就范。为解苏家埠之围,4月下句,蒋介石委任敌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15个团3万余人自合肥大举增援。5月2日,大雨谤沱,河水猛涨,红军迫敌背水作战,歼敌2万余人,生擒敌酋厉式鼎。同一天,苏家埠之敌冒死突围。在红十师抽调两个团参加歼灭厉式鼎战斗的情况下,王宏坤指挥留守的一团人马奋力阻击,在敌一度冲入红军一线堑壕时,他果断命令预各队出击,将敌打回据点。敌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几天后,红军抓到敌团长一名。王宏坤让他回去叫敌旅长投降,他对敌团长说:“明天下午3点出来答复,到时不见人我们就开火。”
  第二天上午,敌人要投降的风声传开了,敌营炸了窝。敌兵纷纷跑出来,见什么吃什么,无论树叶还是麻杆,抓起就往嘴里塞,有的甚至抢去红军的米袋,吞食生米。王宏坤命令部队把他们都赶了回去。一防敌人搞缓兵之计,二要他们回去跟旅长去吵,施加压力。敌据点里,6000余名士兵一下闹将起来。3点,敌派出一副官,请求谈判投降的时间延长一小时。王宏坤表示同意,但警告敌人不得有误。4点,敌来人回复同意投降。1932年5月8日下午5时,一个庄严的时刻来到了,这一刻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史上受降的壮举。受降仪式上,敌军把枪械摆得整整齐齐,官兵列队。敌一三六旅旅长王藩庆、一三八旅旅长刘玉林,带领团以上军官迈着统一的步伐,走到红军指挥员而前举手敬礼,递上花名册,表示投降。王宏坤高声宣布:“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围攻苏家埠部队,接受你们的投降!”这一天,被包围在另一处韩摆渡的4个营敌人亦向红军投降。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总计歼敌3万余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五十七师代师长、一o七旅旅长梁鸿恩等5个旅长、12个团长以及营长以下官兵2万余人,缴枪1.5万余支,军用品无数。5月2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地发来贺电,指出:你们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反国民党革命运动以无限的兴奋,临时中央政府极热烈地庆贺和慰劳你们。  
   随后的几年中,无论他个人的经历,还是红军的命运,都如同他双脚在中国版图上走出的“之”字一样曲折。由于张国熹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末能扫一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退出了鄂豫皖苏区。随后,走过鄂西、陕南,创立了川陕根据地,以后又退出。在与长征到达四川境内的中央红军汇合后,党中央与张国熹的分裂行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张国熹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王宏坤说:“我们已经有中央,怎么能又私自成立一个?一个连队能有两个支部吗?”表现了他的极强的党性。其间,王宏坤职务儿经变动。1933年,年仅24岁时因其显赫的战功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长征途中他一度出任红军副总参谋长。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担任了三八五旅旅长。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决定派出大批干部上前线,发展敌后根据地。王宏坤提前结束党校的学习,去向是华北由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一二九师。临行前,邓小平找到他,说有一批干部上前线,分乘10辆卡车,由他负责。这批人中还有王树声、李先念等高级干部。路上,他们把自己都说成是三八五旅的,每人编了一个姓名,分别为某团某营某连某职务,以防途中国民党军队的刁难。车到咸阳桥边,果然被国民党宪兵卡住。王宏坤叫临时充任副官的同志下车周旋,自己则稳坐车上抽烟,一言不发,他自信手中握有王牌。因为他是堂堂正正委任的十八集团军少将旅长,现在需要的是争取时间等候拉在后面的9辆车。他特别担心乘那儿辆车的李先念等同志和电台、译电员出问题。宪兵发现他乘坐的车上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及其它进步读物,便吵嚷说有问题。此时,王宏坤看到后而9辆车已陆续到了,松了口气。恰好一个家伙问副官三八五旅有多少枪多少人,王宏坤一下抓到了话柄,跳下车大声质问:“我们部队在前方抗日,你查我们多少人多少枪,要干什么?”“他少将旅长的身份起了作用,那帮家伙慌了神,诚惶诚恐地连声说道“长官,我们错了,我们错了。”王宏坤就势向副官一招手:“上车―走!”车队响起一片马达的轰鸣,大摇大摆通过了咸阳桥,开进了西安城。   后来,当他到达冀南时,任务发生了变化,不再到一二九师。于是,他领命开辟冀南根据地并任指挥长,以后担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后来,冀南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他继续任副司令员。在冀鲁豫的广大地域里他率部纵横驰骋,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6月,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晋冀鲁豫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0月,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宏坤,率领由他亲自组建不到一个月的十纵2万人马,及1.2万多刘邓大军伤愈归队人员和3000余名地力一干部向大别山挺进。这对十纵这支刚刚由地力一武装组成、缺乏行军和运动作战经验的部队,是-次严峻的考验。在王宏坤的带领下,部队令行禁止,进退自如。当他们按期完成跃进任务后,受到刘邓首长的赞扬:十纵来了是大家的希望。从此,刘邓大军中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1948年7月,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的王宏坤,受命统-指挥六纵、桐柏军区、陕南军区十二旅,在江汉军区的配合下发起著名的襄樊战役。他扫破自古夺襄阳必先夺南山的惯例,大胆运用“猛虎掏心”战术,迅速破敌。此役,歼敌2.1万余人,活捉敌中将司令官、特务头子康泽,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祺。战后,中共中央发来由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签署的祝贺专电:“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唯祀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局的开展,帮助甚大。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予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尚望继续努力,为彻底解放中原而战!”
新中国成立后
  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4月,他被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此外还任过海军第二政治委员。他是人民海军创建人之一,也是人民海军建设的决策人之一。他多次参与关于海军的政治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装各技术建设以及海军作战力一针、原则等重大决策的制定,直接领导和参与正确解决海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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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28 23:03:14 | 显示全部楼层

陈再道

  陈再道(1909年-1993年),湖北麻城人,上将军衔。1926年参加革命。历任红四军一师排长、连长,红十一师营长、团长、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是中央军委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陈再道 (1909─1993),湖北麻城市人。1926年4月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9月参加大别山南麓秋收暴动,同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十一师十二团营长,十一师十一团团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3年10月进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参加了上党、邯郸、淮海等战役。
  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革"中受迫害。1972年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1977年9月至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1977年12月起)。
  1980年12月,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未获批准 。
  1982年,坚决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主持了铁道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的工作。
  1988年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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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28 23:31:56 | 显示全部楼层

许世友

  许世友将军,出生于新县田铺乡许家合村(原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镇)。 他出身贫苦农家,曾在少林寺当和尚。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建国后,许世友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
  一九二六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师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
  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后到少林寺学习武术。大革命时期,参加农民革命运动,担任泗店区六乡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了镇压土豪劣绅和反击地主武装反扑的农民武装斗争。一九二六年八月,他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任连长时,接受革命思想,于当年九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在革命处于低潮时,转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于当月返回家乡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十一月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在人民军队的漫长革命生涯!
从戎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后,许世友同志历任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1932年率部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3年7月任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后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和川陕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再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表现了为革命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一九三三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三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垮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三个月之久,在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三五年八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红军右路军长征北上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在甘南包座“堵剿”,他奉命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红三十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该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许世友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备尝艰辛。一九三六年七月,第三次过草地,他指挥骑兵部队担任前卫,沿途进行了频繁的战斗,为红四方面军渡过艰险、北上甘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当他到达陕北后,他进红军大学深造,投入了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
挥师
  许世友和苏联顾问格尼哥柯为战士表演友谊舞
  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世友同志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十月,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加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同年年底,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进军冀南。一九三九年二月上旬,他和旅长陈赓同志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以预伏的方式,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生俘八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史称香城固战斗。1939年秋入华北党校学习,一九四〇年九月,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同日、伪、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斗争。一九四一年春,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横扫敌伪。一九四二年二月,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同年十月起,任胶东军区司令员,领导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粉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打得敌人心惊胆寒。一九四五年春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克万第、战左村,席卷五龙河两岸,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许世友同志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同志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后称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他在陈毅、粟裕同志领导下,率四个纵队又两个师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等重大战役,在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五大主力”的王牌军队74师。毛泽东说:“陈毅打孟良崮,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可见许世友在孟良崮战役中的地位。
  许世友接连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店)周(村)、昌(乐)维(县)、兖州诸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率部进军津浦路,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即青战役、长山列岛战役,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和谭震林、王建安同志一道,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许世友同志南征北战,战功卓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扬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他参与了当年夏季反攻战役。这个战役在朝鲜金城地区突破敌人防线,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归国后,许世友同志1954年2月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55年3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当时共授予55人上将军衔,后又增加王建安、李聚奎同志),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9月,许世友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
蒙难
  1966年11月,北京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许世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
  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他认定北京有奸臣,第一奸臣就是张春桥。这回毛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路上被他害了怎么办?
  许世友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了。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许世友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被江青点名打倒。1月11日,贺龙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黄克诚、王尚荣、袁子钦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贺龙、李达等被公开批斗,聂荣臻、徐向前也“榜”上有名。7月底,总后大院召开5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20多名军队高级将领。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下。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他们就赖在墙外。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许世友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间大厅,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
  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傅崇碧跟元帅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   傅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
  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
  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
  他无奈地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
  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
  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都惨遭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8个孩子中4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
  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 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好家伙,竟敢武装对抗造反派。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别看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1967年8月,南京借批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东风”,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自从“文革”以来,许世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
  表面看许世友是大老粗,直线思维,实际上心非常细,警惕性非常高。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杀后,许世友的警惕性更高了。医生用压舌板给他检查口腔,他以为是凶器,甩手就走,连病也不看了。许世友在住宅大院的东北角设计了一个两层“炮楼”,整个院子都在眼里。196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革”动员会。平时开大会,许世友总是念一两页稿子就扔开,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官兵的欢迎。这一回,他原原本本地照着稿子念,念完后马上闭嘴,不再多说一句。
  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叫陈锡联跟他讲。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三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没事,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子。
  1968~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
  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许世友视察苏北农村
  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首先向许世友吐露自己的想法,并要求许世友出面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
  1971年夏季,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南昌,给他讲划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
  1971年九月中旬,毛泽东半夜电召许世友来沪,许世友的出现,使林彪小舰队阴谋加害毛泽东的罪行计划完全破产。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1973年底,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4年1月,许世友参与指挥了西沙自卫反击战。
临终
  邓小平许世友珍贵合影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作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病逝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最后一次“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1岁。
  许世友的遗愿是和母亲土葬。早在毛主席当政时,他就拒在火葬协议上签字。对许世友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就这样,特殊的将军含笑于九泉。
  返旆
  1978年,针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联操纵下无止境的侵略,邓小平再也不能容忍了。年底,这位曾和刘伯承元帅指挥过中原大军的老军事家,迅速调动大军。1978年11月底,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12月8日,中央军委下达战略展开命令。12月13日,下达开进命令,至12月底,中国军队9个军、22.5万人云集广西、云南中越边境,箭在弦上。
  解放军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缺149师)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许世友重上战场,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其指挥东线兵团大显神威。 我东线当面为越军第一军区,部署有陆军11个师另9个旅/团。成两线配置。第一线为高平、谅山、广宁省广大地区,部署6个师另6个团。其中,325B师位于先安对越战争1地区,338师位于亭立县太平地区,3师和473师位于谅山地区,304师位于北山地区,346师位于高平地区,广宁省43团位于芒街地区,244团位于河浍县地区,576团位于茶灵地区,49团位于保乐地区,另外在边境各县各有一个独立营。第二线为河北省和北太省地区,部署5个师另3个旅/团。其中312师位于太原地区,431师位于慈山地区,327师位于东潮地区,329师位于鸿基地区,242海岛守备师位于锦普地区。河北省196团位于谅江地区,38旅位于东幕地区,98团位于陆岸地区。此外,越军中越边境一线有27个公安屯,我钦州地区防城当面6个,南宁方向13个,百色当面8个。公安屯小的几十人,大的百余人,下辖1-4个机动班及侦察组,群众工作组,后勤组等。越战略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军在河内地区。
  东线战斗第一步战斗重点为高平地区的越346师和位于谅山,同登的3师。346师又称“高北师”,师部驻高平南俊,下辖步兵246团,611团,851团,炮兵188团。其中246团是师主力,又称“新潮团”,抗法战争时期组建,当时是越军总参直属主力团,曾担任越共中央警卫任务,参加过边界战役和9号公路战役,擅长运动袭击和防御作战。越3师又称“金星师”,师部驻谅山及以南,下辖2团,12团,141团,炮兵68团,该师原驻南方,1976年6月调至陆难陆岸地区,隶属第一军区,战前调至该地,该师及141团曾获越南”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12团是该师主力,曾获“英雄团”称号,擅长进攻,能打近战,夜战,各级干部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
  我东线兵团编为北集团、南集团、东集团和机动集团共1个集团,于1979年2月17日分14路进入越南境内,3小时后,北集团突破莫隆,歼敌独立营,向通农前进,助攻部队正在茶灵方向与敌激战,呈胶着状态,一线尖刀部队陷入苦战。南集团突破布局关,歼敌独立营,43军坦克团3小时(11时)进至东溪,14时48分42军126师378团杀到,18时376团也与坦克团汇合,巩固了东溪防御,43军坦克团脱离步兵掩护,单独防御东溪3小时,显示我军步坦协同问题较大,如果不是越军处于被突破初期的混乱中,该团处境堪忧。水口方向已夺占大桥,并架好骡马桥。东集团突破同登。
  当我主力穿插部队通过那冈河逼近东溪时,越军17日下午扒开东溪以东山区水库,造成纵长800米,宽约70米,泥水深1米左右的泛滥区,这是南集团、军区前指没有料到的(这反映我军对越情况了解不够,事实上,部队是一边向前进攻,一边侦察敌情)。军区急调工兵2团三个连,两个民兵营和700民工紧急抢修。另决定部队改由水口大桥通过,经过复和县城,上靠松山,进入四号公路,追赶徒步进攻的步兵部队。但事实上水口作战部队并未打下复和县城,穿插路线上的要点还控制在越军手中,原担任该地区作战的部队无法继续攻击上述地区和要点,一部分部队被越军击退。军区前指果断命令19日到达龙州的机动部队在水口、复和地区加入战斗。我机动兵团体力充沛,战斗作风顽强,乘汽车成两路纵队边打边进,立即攻打平江架桥地区周围要点。舟桥84团1个营冒着敌人炮火顽强作业,先后付出20余人的代价后架起了浮桥。此时被堵在班翁水障的部队迅速沿水口、复和、靠松山、四号公路向高平城开进,然而临时改变进攻路线,曲折迂回,一路白白浪费一昼夜时间。
  机动兵团在打通四号公路的强攻中,部队付出了许多无谓的代价,特别是搭乘坦克的步兵部队,一路上更是横遭惨祸,一些部队为了让搭乘步兵不被甩下坦克,竟然用背包带将士兵固定在坦克上,结果导致穿插部队遭袭击时步兵不能及时下车作战,几乎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些士兵至死还捆在坦克上,惨不忍睹,笔者在军区内部记录片上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我军搭乘步兵的坦克部队在一个山口处遭敌反坦克混合部队伏击,狭路相缝,首车被击毁,第二辆坦克接着上,前仆后继,路边一辆被击毁的坦克上四名战死的战士临死尚不瞑目,姿势几乎一样,一根背包带将他们的身体紧紧绑在坦克上。
  在高平战区执行穿插的两个部队展开了异常艰苦的挺进,“高山下的花环”已经非常形像的为大家展现了其中的艰苦,事实上,穿插部队饱受的磨难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定一昼夜穿插到位,合围高平越军,实际上穿插四昼夜,期间穿插部队首长为了按时穿插到位,一路不与军区电台联系,以至于许世友司令员大发脾气,战后全军通报批评。其实许将军并不了解四野部队的战斗作风,其实即便与军区联系上了,军区又能给他们什么支援,为什么战前不仔细勘测地形,精选突破地域,为什么战前竟想不到敌人可能破坏道路,扒开水库,为什么因循守旧,拼死去强攻敌重兵守卫的水口,布局关,而不迂回绕过,就好像西线杨得志兵团避开老街正面从两侧插入敌后,虽然夺取时间较晚,但伤亡小,为什么战前对敌情的了解往往与事实不符。为什么没有料到敌人会在我军迂回穿插道路上大量布雷,标定火力打击诸元。事实上一些穿插部队是被越军火力打垮的。一句话,打仗想当然,用老经验套新情况,参谋军官老化,不知己知彼。
  2月18日,越军发现我穿插部队,急调346团,851团2营、3营9连,特工20营和一个冰雹“反坦克火箭炮兵连”进占高平以南博山之651、526、490高地,企图阻挡我军南集团穿插部队,掩护主力撤退,19日我南集团先后战穿插路线上的地雷阵、竹签阵、人工断壁,突破层层阻击,歼灭了上述越精锐阻击部队,其中缴获的越军苏制冰雹反坦克火箭弹现在还陈列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2月20日,我南集团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高平市区,至此南集团穿插部队基本到位。就在南集团穿插企图被越军发现的同时,我北集团的行动也同时被越战区指挥官判定为是穿插迂回。客观的讲,越军对我传统的中间突破,两翼迂回包抄战术的理解决不亚于我军。越346师急调一个连乘汽车抢占天险安乐,企图迟滞我北集团快速穿插部队推进速度。
  我北集团快速部队由坦克团1营及搭乘的67团2营组成,从通农出发,向河安方向前进,直插扣屯,控制扣屯要点,造成尖刀突破的有利态势。67团主力随后跟进,2营主力当日在安乐地区与越军乘汽车阻击的一个连遭遇,该营及时请示,越级上报军区前指,许世友司令员下令歼灭之。但由于当时三军不佳的通讯指挥系统以及业务人员缺乏训练,传到下面走了样,竟成了原地组织防御,结果尖刀部队没有及时完全占领扣屯地区。
  我北集团第一歼灭目标越852团,经过扣屯以南公路溜出重围。而当时由于情报不准,以为越852团在班庄。这支部队劳师费时,翻越重重大山,进入天奉大岭时遭敌阻击,道路被毁,前进受阻。至此,我北集团穿插迂回高平敌西侧后的战术企图归于失败,高平敌军只有由南集团歼击之。军区前指另调机动集团龙州旅从西面避开越军阻击,会攻高平城,此时班翁水障经过我工兵、民兵抢修排水,终于在31小时后能够通行,前运后调趋于正常,后勤供给重新畅通。
  2月24日,龙州旅,南集团准备就绪,东西南三面会攻高平,由军区吴忠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前后7小时激战,25日0时25分占领高平省城,但歼灭之敌只是掩护部队,越346师下落不明。25日,前指下令各部分段清剿扫荡,由南北集团组成铁臂来回搜索清剿,机动集团寻歼346师师直及指挥所。2月26日至3月上旬,346师及地方残余部队基本被歼灭,但没有发现346师指挥机关,估计已经逃出合围圈。   
  东集团2月17日-23日奋战同登,发扬我炮兵火力优势,全歼当地越军全部,创造东线第一个歼灭战范例。2月27日,东集团加强部分师团,进至谅山外围。7时50分进行10分钟炮火急袭,8时各步兵分队展开。29日扫清外围,3月1日9时30分集中300门火炮,30分钟落弹几万发。当时许世友已经打红了眼,亲自下令“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事实上何止许世友打红了眼,东线饱经磨难、血染征衣的各参战部队早就已经是地煞星附体,怒火三万丈了,命令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了。
  越军自河内增援最精锐之第308师向谅山展开逆袭,并使用化学武器。3月4日,308师被我军击退,我军攻克谅山。谅山以南,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自古越南叛乱,若中国大军破谅山,越南王即自缚请降。
  1905年2月28日,生于湖北麻城红安交界的麻城县乘马岗区一个农民家庭(后来毛主席主张由麻城红安河南划出一块地称新县)。
  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
  1920年,入吴佩孚部队当兵。
  1926年,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8月任第1师1团连长。
  1927年3月,任武昌湖北省防军第1师1团招兵委员。
  1927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大别山区红31师2队班长。11月参加黄麻起义,任红4军31师5队排长。
  1929年,任31师1团1营连长。
  1930年,任红4方面军12师34团团长。
  1933年7月,任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后任红4军军长。参加了长征。任红4方面军骑兵师司令员。
  到达陕北,1936年11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938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
  1939年6月,任八路军129师386旅副旅长。
  1939年10月,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0年9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
  1942年2月,任山东纵队参谋长。
  1942年,任胶东区党委委员、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区党委委员、胶东军区司令员。
  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党委常委。
  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1949年12月-1954年8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1月-1951年1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委书记。
  1950年-1953年4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1952年12月-1954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1副书记。
  1953年4月-1954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
  1953年7月-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
  1954年2月-1955年3月,任华东军区第2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3书记。
  1954年10月-1959年10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3月-1973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3书记、党委第2书记。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获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958年10月-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
  1959年9月-1978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
  1961年2月-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1968年3月-1973年12月,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3月-12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年12月-1973年1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1书记。
  1969年4月-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1982年9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1973年12月-1980年1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1书记(1974年4月起)。   1982年9月-1985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第1-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1、4、5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8届中央候补委员、(12中)委员,第9-11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2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1985年10月22日,在南京逝世。
荣誉
  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许世友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英勇善战,出生入死,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善于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指挥过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组织过大兵团作战,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是我军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难得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之一。 许世友同志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的组织观念强,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党的十二大确定的伟大战略目标和全国党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决策。 许世友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开拓新局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病重期间,仍对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极为关注,对祖国前途充满着必胜信心,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和国开国元勋。许世友同志1985年10月病逝于南京。
  许世友在延安受挫,不久毛泽东解除囹圄,“放虎归山”,许世友在抗日战场屡建奇功。
  此外,还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等职。1980年任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建国后,许世友同志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国防安全和加强部队建设上。他奔波于海防前哨和纵深,深入基层和国防施工现场,带头下连当兵,抓紧合成训练,重视部队作风养成。一九六四年,他在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倡导下,积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一九七四年一月,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期间,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严惩了入侵的越南军队。一九七九年初,许世友同志为保卫祖国边疆,保卫四化建设,不顾年逾古稀,在广西方向指挥边防部队胜利地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人民再立新功。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其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许世友同志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担过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世友同志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退居二线后,他仍经常深入农村、工矿、学校调查研究,关心生产发展和群众疾苦,向地方党政机关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还深入部队视察,关心部队现代化建设,教育部队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情缘
  (一)    在许世友结束了少林寺的杂役生涯,回到了生养他的故乡--湖北省麻城县泅水店许家村(今属河南新县),投身到我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担当起革命赋予他的第一职务--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队队长。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见儿子长大成人,该成个家了,就四处托亲拜友张罗这事儿。不久,母亲为许世友物色了一位名叫朱锡明的邻村女子。锡明属虎,1901年出生,比许世友年长4岁,天生丽质,勤劳,本分,是村里的妇救会会员。许世友是个大孝子,又加上父亲早逝,就更加孝敬母亲。既然母亲看上了这姑娘,许世友也就谨遵母命依了娘。
  1924年春天,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娘的操持下,许世友雇一顶花轿和几个吹鼓手,将朱锡明热热闹闹地娶回了家。婚后,小两口感情甚笃,日子过得和谐美满。
  可是,许世友与朱锡明仅度过三天如蜜的日子,就接到了作战命令。告别母亲和新婚的妻子,许世友率部投入了战斗。母亲和锡明在家做军鞋支前,有时还参加洗衣队上前线慰问。在那硝烟滚滚的峥嵘岁月里,锡明只能深更半夜偶尔与丈夫团聚。
  朱锡明与许世友共生了三个男孩,乳名都叫"黑伢",前两个都夭折了。生下第三个男孩,许世友仅见了一面,便迎着阵阵枪炮声,率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转入遥远的战场。此后,音讯杳无。   孩子长到3岁了,还没有名字,许母和朱锡明都在盼着许世友回家给取名哩。可是,一天天过去,始终等不来许世友的身影。后来,干脆也叫了"黑伢"。
  (二)    如果说许世友的第一次婚姻是母亲包办的,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长征途中,许世友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以后,红一方面军中的众多革命伴侣并肩战斗的情景,对奉行禁欲主义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影响很大,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作出决定,军以上干部可以寻找革命伴侣成家。而早已战功赫赫的许世友当然身在此列。
  长征结束,许世友到达延安不久,对投奔延安的四川达县热血女青年雷明珍产生了好感。经人撮合,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相爱,很快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你敬我爱,相处如宾。雷明珍平日里好学上进,工作上大胆泼辣,对许世友体贴入微。许世友调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后,奉命征收了大批牛羊供部队食用。细心的雷明珍将羊毛收集起来,抓住点滴时间搓成毛线,为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红色种子,许世友等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进入红军大学(1937年元月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雷明珍被中央组织部分到延安县负责妇女工作。两人虽不在一块,但感情更深。 后在许世友落难受批判时,雷明珍没有给予支持与理解,许世友耿耿于怀。在经毛主席平反后,便与雷明珍分道扬镳。
  (三)   1941年春,许世友率领清河军区独立团挺进胶东。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胶东的土地。在山东许世友整整战斗生活了十六年,他的第三次婚姻也是平生的最后一次婚姻,就是从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开始的。
  许世友整天带兵打仗,生活却因无人照料越来越随便。后勤部长高大山私下里为他在根据地的工厂里物色了几位品貌皆优的姑娘。
  高大山对许世友说了这事儿,许世友既不点头也不摇头,骑上马跟着高大山就走。其实,许世友心底里是很感激这位部下的。
  第一个目标是根据地的皮革厂。进门以后,许世友顺着高大山的手势看去,只见一位俊俏的姑娘正在那里干活,显得十分专注和认真。许世友对高大山说:"就是她吧!"这四个字,像是询问,又像是赞同,其实二者皆有。许世友"一见钟情",说完策马而去。将军果断的个性,从这次相亲可窥一斑。
  这位胶东姑娘名叫田明兰,后来改名为田普,家境贫寒。在部队,她先在胶东军区后勤工厂工作,后到五支队做支前工作。
  1943年春天,许世友和田明兰举行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没有喜庆的鞭炮,没有亲友的祝贺,有的只是一包喜糖,一杯清茶,还有一帮生死之交的战友。
  许世友和田明兰新婚燕尔没几天,就因军务繁忙而匆匆分手。许世友上前方打仗之前,精心安排了新婚妻子的工作。他让警卫员备马将田明兰送到了胶东党校,并亲笔给当时的校长聂凤智写了一封短信:"田明兰同志目前随你校行动,请安排她的学习和工作。"聂凤智对老首长许世友十分尊重,当然对他的夫人也关怀备至。不久,组织上正式给田明兰安排了工作,担任许世友的生活秘书。从此,大家都改口叫田明兰为"田秘书",都知道是许司令夫人。
  许世友逝世后,田普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我在红军十年》、《我在山东十六年》以及其它有关文章汇编成《许世友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她还组织了写作和摄制班子,以许世友童年为主线,拍摄了上下集电视剧《少年许世友》,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编辑本段逸闻趣事
  庭院成了“村庄”
    许世友晚年给人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说下就下,对以往的权位毫不藕断丝连。激越的壮心归于平静,冲天的豪气融入了田园幽境。
  他住的南京中山陵八号,院子里的草坪被全部挖掉,改为种植小麦、高梁、玉米、红薯的试验田和菜园子。后又在靠马路的围墙下修了一排猪圈,加上原有的三四亩水面,既喂猪,又养鱼。
  许世友在他自己营造的“村庄”里,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村长”,每天一大早起来安排农活。他的工作人员,种地的种地,种菜的种菜,喂猪的喂猪,养鱼的养鱼,分工明确,要求具体。
  他自己负责饲养十几只兔子,当了一名“兔司令”。
  俸禄大都付予“杜康”
  许世友因公待客的酒由管理员保管,自己喝的酒由自己保管,两者决不搀和。他每月的薪金大部分用来买了茅台酒,当时茅台酒每瓶不过四元八角,还买得起。他去世后,口袋里只有一千多元现金,没有一个存折。上将司令几十年的俸禄,差不多都付予“杜康”。
  “颠一颠也是运动”
  许世友[1]锻炼身体的方法很多:打猎、撒网打鱼、爬山、散步、坐汽车转悠……可老了,又添了痛风病,犯起病来,趾关节、足背、足跟和踝关节等处疼痛难忍,每天就只能散散步,坐坐车了。他说:“坐车子颠一颠也是运动,也能吃饭。”
  一天他和工作人员闲聊,听说国家汽油紧张,军区领导用车都是定量供应,包干使用。从此,他连“颠一颠”也免了。
  “活着尽忠,死后尽孝”
  “我死后不火化”。许司令语出惊人,“中央关于领导工作人员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我没有签字。我死后和母亲埋在一起。我从小离开家,没有在母亲身边尽孝道,死后要和她老人家做伴。我给了大儿子许光50元钱,要他给我买口棺材,死了往里一装就行了。”  许世友的母亲
许世友幼年丧父,从小跟母亲相依为命。参军以后,几十年戎马倥偬,为国尽忠,顾不上对母亲尽孝,他内心常存歉疚之情。1952年,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时,请假探家一次,见了母亲,长跪不起,众人百般劝慰才把他扶起来。1959年,他为看地形又一次路过家门,见 74岁的老母亲还在打柴、喂猪,不禁泪流满面。母亲病危时,他因公务缠身,未及赶回去给老人送终,引为终生憾事。当时他发下誓愿:自己死后,一定来为母亲守坟。缘于这笔“感情债”,许司令才没有在领导干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许光收到父亲寄来的50元钱,自己又添了点钱,买了几棵松树,做了一口棺材。这棺材最后没用上,许世友下葬的棺木是用尤太忠将军特为精选的楠木做成的。对许世友还乡土葬一事,邓小平的批示是:“下不为例。”
更名
  许世友原来叫许仕友,许世友是毛泽东主席给改的。毛主席说,仕友是当官人的朋友,要他做天下百姓的朋友,而改成世友。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许世友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主席问他: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有见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许世友回答说:我的幼名叫友德,姓是言午许,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给取名叫许仕友。参加红军后,我有空就学认字,才发觉'仕'字是做官的意思,便把'仕'改为'士',那个时候想,这一字改后,当了红军战士就名符其实了!毛主席听后对许世友说:你看,把'士'字改用世界的'世'字好不好?这一改,你就成为世界之友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不但事事处处要想到中国,还要放眼世界哟!从那以后,许世友就照毛主席说的把“士”改为“世”了。
墓地
  许世友同志之墓,位于河南省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亲,距县城3l公里。墓地在一个半山腰处,背靠着两座山相接的鞍部。西南面为许世友父母亲的合葬墓,相距约40米;东面偏北为许世友的出生地,相距约50米;正前远方是五虎山(相邻的五个山头),近处是开阔的田野和一方波光粼粼的水塘。墓包高200厘米.直径350厘米。整个坟墓前方后圆,简朴庄重,长1150厘米,宽850厘米,占地面积约98平方米。墓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许世友要为母亲尽孝看坟,选择此处是再好也没有了。
后人
  许世友将军共有七个子女(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军人,他把七个子女全部送到了军营锻炼,子女参军后,从不给特殊照顾,用许世友的话说:孩子参军就是部队的人了,是组织的人了,好坏由部队去管,路子由自己去走. 许世友去世时,七个子女没有一个沾他的光,“照顾”当上“大官”。
  许光是许世友长子,与其元配朱锡明所生,自1929年出生即在家务农,全国解放以后找到许将军才进入部队,入伍当了海军,后回新县任人民武装部副部长,侍奉老奶奶,在县人大副主任任上退休。 二儿子许建军为原南京空司团级参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诬陷入狱,现已平反。三儿子许援朝,日前,开国上将许世友的幼子许援朝少将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原司令员陈一远少将到龄退役。
  大女儿许丽(许莉)为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退休干部。二女儿许桑园(许华山)原服役南京空政,后从事导演工作。三女儿许华,四女儿叫田小兵(许金建),南京高教研究会秘书长。   许光的四个子女分别叫许道昆、许道论、 许道江、 许道海。许光之女许道江1968年出生,是二炮后勤部卫生部中校助理。
  许莉是二子四女中最大的,现在上海饭店任高级会计师;许桑园次之,现任南京空军医院副院长;许建军、许华山(女儿)正在经商;幼子许援朝现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少将军衔;最小的女儿原名叫许经建,即经济建设之意,曾在大别山附近当过兵。将军在大别山区可谓极富盛名,如果最小的女儿以真名参军的话,一定会受到有关领导的照顾。将军为培养女儿独立自主的能力,不搞特殊化,遂将小女儿改名为田小兵,随了母姓。
  许世友还有一个女儿小时候送给别人,文革时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44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十年代末回北京与许世友相认,后定居在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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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6 20:54:47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必成

  王必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首任军长。
  王必成(1912—1989),祖籍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镇小寨村人。(与许世友邻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团通信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师三十团营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第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副团长、二六七团团长、副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一师二旅旅长,第十六旅旅长,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新六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8年春天,王必成从延安奔赴东南抗日前线,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不久担任团长。二团又称“老二团”,前身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留下的坚持在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的游击队。在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这支部队重新集结,随陈毅挺进江南敌后抗日,战斗在茅山地区,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浴血奋战。
  王必成到二团时,已是身经百战的年轻军事指挥员了。在粟裕率先遣支队取得首战韦岗的胜利之后,王必成指挥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全歼延陵(贺甲)之敌,连战皆捷,创造了新四军对日作战多个“首次”。
  新丰车站战斗是新四军的首次夜战。新丰车站在京(南京)沪铁路镇江与丹阳之间,驻有日军40多人,还有特务、汉奸、路警等,共100余人。1938年6月30日下午,王必成率二团一营自丹阳延陵镇出发,隐蔽进抵新丰车站东南9公里之东冈。7月1日夜11时许,我军对驻新丰车站日军发起突然攻击,并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灭日军10余人。又用火攻烧死日军30余人,并烧毁车站。此次战斗历时1个半小时,缴获步枪6支、刺刀6把,配合地方抗日自卫团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入瘫痪。
  句容战斗是新四军首次攻入敌占县城的战斗。1938年8月,为配合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新四军第一支队决定由王必成率二团主力袭取江苏省句容县城。受命后,王必成立即排兵布阵:第二营往东昌街,向镇江方向警戒,破坏道路、桥梁;第三营进袭城北门外飞机场,并对汤山东昌街方向实施警戒;支队特务连配合地方武装,在天王寺至句容间之五港、双庙、张庙一带阻敌并破坏公路,掩护攻城部队;第一营为攻城主力。夜深之后,战斗开始,第一营乘黑暗用云梯突入城内,顺利占领东南门。第三营亦入城作战,经巷战,占领商会及伪自治会。日军一部固守楼屋,负隅顽抗,王必成命令一、三营以火力封锁正面,从侧面纵火焚烧,城外飞机场房屋亦被完全焚毁。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2支、手榴弹2箱、子弹5000余发,其他军用品若干。
  东湾战斗是新四军典型的攻点、打援兼顾的战例。东湾地处句容县,靠近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北缘,是日伪军在溧(水)武(进)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该据点的日军约50余人,据点内工事坚固,并环有三道铁丝网,该据点北边不到6公里处的天王寺驻日伪军200余人,东北14公里处的薛埠驻日伪军400余人,西北之方边驻日伪军70余人。1939年春天,日伪军企图修复从天王寺到丹阳延陵镇的公路,以封锁和分割茅山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日伪军企图,王必成决定袭击东湾据点,其部署是:主攻和助攻部队,分别寻点突进;打援部队埋伏于吴家边附近公路两侧,打击天王寺的援军,并对薛埠方向进行警戒。2月8日晚,攻击部队乘夜色隐蔽接近东湾,正面主攻部队进到第三层铁丝网时被日伪军发现,双方随即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担任助攻的两个连从西面突入据点,迅速消灭了顽抗的日伪军,并将据点付之一炬。天王寺日伪军闻讯后来援,在吴家边以北遭到伏击,大部被歼。日伪军又增派汽车5辆载150余人附炮4门,继续从天王寺向东湾增援,遭到打援部队的顽强阻击。东湾据点被摧毁后,二团各部遂撤出战斗。此战中,新四军部署严密,动作迅速,攻点与打援均获胜利,共歼灭日伪军110余人,缴枪20余支和弹药一批,粉碎了日伪军封锁与分割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企图。
  贺甲战斗(延陵大捷)是新四军首次引起全国舆论关注的战斗。1939年11月8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王必成率二团与新六团并肩战斗,在丹阳延陵镇附近的贺甲村一带与“扫荡”的日军发生激战,经30个小时拼杀,共歼日军168名,生俘3名。当时,上海等地的报刊曾以《伟大胜利在江南》的醒目标题予以报道,江南人民则称之为“延陵大捷”。 延陵大捷有力配合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戳穿了反共顽固派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
  多次战斗让王必成和他的二团扩大了影响。后来,江南人民誉称二团为“老虎团”,称呼王必成为“老虎团长”、“王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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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7 08:40:07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老将如果健在,小日本还会现在这样嚣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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