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百万大裁军的幕后消息

仁武君

　　对裁军百万这样浩繁艰巨的工作，该从哪里下手呢？邓小平选择了以三总部为突破口。从三总部入手，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1975年他在主持军队整顿时就提出：“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1980年3月他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出一个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1982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中央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1984年11月他在谈到百万裁军时说：怎么减法，请大家出主意，我只讲三总部带头。在不同的场合，邓小平还说过，总部机关要那么大干什么，机关大了部门多了，扯皮的事情增多，工作效率就低。三总部搞那么多副职干什么？好多事情依靠部门来做嘛。副职多了，就官僚主义泛滥。
　　不仅如此，1982年，邓小平在审批关于解放军三总部机关人员精简18.2%的方案时写道：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后来，他在一次军委座谈会上又说，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不是完全令人满意。邓小平的讲话和批示对三总部的同志触动很大。后来在拟制1985年整编方案时，即强调了三总部要带头，并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一条原则列出。

　　邓小平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由于前几次精简整编，只是减人，体制变动不大，结果导致有些单位的精简整编出现了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恶性循环。用一些人的比喻说，光拔毛不杀鸡，结果拔得到处哇哇叫，精简不能落实。这种状况，连负责落实精简工作的人也大伤脑筋。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了要搞体制改革的问题。早在1980年3月，他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1981年底，他又指出，解决上层建筑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弊端，用简单的改良办法恐怕不行，“我们正准备着手采取比较有效的办法，甚至以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事隔不到半日，邓小平进一步告诫全党：“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因此，他在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到军队精简100万时明确指出，“这次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85年的精简整编，主要采取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撤”，就是成建制地撤部队，包括撤军、撤师等；“并”，主要是合并机构，像大军区合并、院校合并等；“降”，则是指降低有些单位的机构等级和压缩其规模，如兵团级、军级机构压为军级、师级等；“交”，即把部分属于政府职能的机关部队，如县市人民武装部和内卫部队等交给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政”，是对有些保障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部分干部职务改用士官或兵等；“理”，则是指调整理顺各方面的关系。上述改革体制办法，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进军队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

　　从成昆之变看邓小平裁军的决心

　　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过，精简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发生在1985年裁军中的成昆之变，就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风格。
　　在精简整编方案正式下达之前，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将军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昆明军区不会撤销。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张司令员心情很坦然。这不仅因为昆明军区的班底是原二野的部队组成，而且当时昆明军区正担负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处于特殊时期。张司令员带着军区军务部长和干部部长到北京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时，公文包里甚至还带来了全套的接收成都军区方案，准备在会上与成都军区的领导具体协商。
　　出乎意料，军委扩大会议宣布的方案是：撤销昆明军区，其机关和部队与成都军区合并。的确，从国家建设长远利益和整体战略利益出发，保留成都军区要比保留昆明军区合理得多。当主管整编的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将军采纳多数人的科学意见，主张“成昆合并，定点成都”时，他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
　　8月14日，邓小平亲自发布昆明与成都军区合并的命令。昆明军区于8月30日停止了办公。
　　此事在军内外震动极大。作为二野老政委的邓小平拿昆明军区开刀，人们从这里看到了邓小平裁军的巨大决心。（文摘自《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宫力 周敬青 张曙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