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毛泽东有强烈的“帝王思想”

仁武君

   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深深的“人民”情结。一方面，毛以为，“人民”永远渴望着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把人民视为可任意摆布的子民。因此，他有理由随时代替人民决定他们的利益，而“人民”会因为对他的依赖而紧紧跟随。
    当党的宣传机器把他从“人民的大救星”抬高到“万岁、万万岁”时，这种“人民”情结也脱离了理性认知，转化为毛的潜意识。他不再相信，人民可能期待别的选择；即便现实揭示出相反的情形，他的这种潜意识也不再改变，而是宁肯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语境中。从更深层次来看，毛的“人民”情结其实不过是他的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的外化和包装而已。由于毛不便使用“帝王”话语，因此，他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利益”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驭民企图；同样地，他也随时需要人民的“山呼万岁”来确认自己“君临天下”的感觉。1966年他先后8次接见上千万各地赴京的“红卫兵”，不仅仅是为了煽动这些幼稚的年青人为他“冲锋陷阵”，也是为了体验和感受对他个人的崇拜和盲从。当毛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激动若狂、山呼万岁的百万“红卫兵”时，当天安门城楼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时，毛的那种以“人民的天然代表”为包装的“帝王情结”，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从50年代开始，从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里可以看出，人民在毛的政治生涯中只不过是实现其政治幻想的工具，他从来不以民生为念，又时时想操纵民众为自己的政治幻想服务。50年代后半期，在一次毛与李锐的谈话中，李锐听到毛说出了心中的真实想法：“他公开说，我们现在就是搞愚民政策，我们现在就是训政时期”。由此看来，“人民”和“人民利益”不过是毛的“愚民政策”的一个巧妙的道德籍口而已。
    毛泽东一向申明并坚信，他发动的“文革”是符合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利益的。1966年6月，正值“文革”风云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在韶山写了“七律。有所思”，以诗言志，表达了自己发动“文革”的心迹。他写道：“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高华对此诗作了精彩的阐释：“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7月8日，毛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到：“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长江，当狂热的民众欢呼“毛主席万岁”时，毛回应道：“人民万岁！”8月18日，毛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上与林彪谈话时又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显然，毛认为，要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就需要由自己来发动“这个运动”加以推动。尽管他高呼“人民万岁”的那一刻或许是真诚的，甚至可能连他自己也被感动了的，但同时他也坚信，对他高呼“万岁”的“人民”只能由他来代表、由他领导并任由他来“运动”。
　　与刘少奇、彭德怀相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特征是，当自己的政策给人民带来严重的恶果时，毛不愿意、也不敢面对真相，而是时常退缩到幻想中去，自欺也欺人。例如，195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上庐山开八届八中全会前，回访了故乡韶山。在那里，他亲耳听到了乡亲们对“大跃进”的抱怨，目睹了“公共食堂”的惨状，也听到了一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对“大跃进”已经出现的恶果的汇报。面对这种极为困难、悲哀的局面，毛泽东却掉头沉浸在自己的政治幻想中，吟出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59年6月28日，“到韶山”）和“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1959年7月1日，“登庐山”）。
    这不是什么“诗人的浪漫”，而是政治领袖用幻想来自慰。紧接着，全国发生了“三年大饥馑”，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毛泽东听到了大量有关大饥荒的实情报告，不得不表示自己不再吃肉，以体现与民共苦，但与此同时，他再次用幻想中的“红霞万朵百重衣”和“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答友人”）等诗句，来虚构一幅歌舞升平的图景以自欺欺人。与当时全国民众极其悲惨的处境以及从肺腑中发出的悲怆求救的呼唤相比，与彭德怀在湖南民间考察后写下的民谣“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相比，毛的这种幻想是何等的不以民生为念，已毋需多言。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从50年代起，毛在许多方面经常本能地、无意识地欺骗自己，也试图欺骗党内各级干部和民众，同时创造并维护着他个人需要的自我愉悦的幻景。
    到了毛的最后岁月，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发动的“文革”遭到了全国上下多数人的抵制和否定。他曾经对身边的亲信表示：“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显然，他明白自己的“英明伟大”早晚会被颠覆。然而，他却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人民领袖”的失败；相反，他顽强地死死抓住“君临天下”的最后感觉。1976年元旦，在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毛已经是病入膏肓、苟延残喘之身，但他在《人民日报》上高调发表了自己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前一首词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语句，夸张地表现了毛的唯意志论和“万物皆控于我”的意识；而后一首中“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之类词句，充分显示了毛的那种凌驾于神州之上的自负和狂妄。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写过“沁园春。雪”，词语之间，蔑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帝王情结”，跃然纸上。到了毛将死之即，他的这种心态毫无改变，尽管失败在即，他依然幻想着自己能“鲲鹏展翅”式地在政治上随意挥洒。更准确地说，毛此刻只能在文学幻境里体验自己的“伟大”和“历史地位”了。他生前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是“难忘的战斗”，当银幕上出现了解放军入城，市民和学生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的镜头时，毛老泪纵横。这可以被看作是毛对自己当年的“成功”深深的依恋；也可以被理解为毛对自己晚年的失败和“君临天下”的即将逝去心犹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