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在平津战役中的关键作用

仁武君

    春节前，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刘亚楼改变军委平津战役计划的资料，趁着春节空闲时间较多，整理推荐给军迷朋友们浏览，知悉此军史往事。
    比如，刘亚楼上将的这一改变毛泽东平津战役计划的变化，就确定了国军中将陈长捷的身份只能定位在战犯的史册之上，而国军傅作义上将却因此变化彻底放弃幻想而和平起义，成为了历史的功臣，使得文明古都北京免遭战火涂炭，也改变了数十万国军官兵的命运，平安不再打仗。这也是国军中将陈长捷始终未能释怀，怀恨一辈子才能上司傅作义，始终未能原谅解放后成为国家水利部长的国军上将傅作义的原因。刘亚楼刘亚楼刘亚楼刘亚楼
    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给四野林罗刘发去了一份长长的“详告”电报，详细地对平津战役的重心和兵力的部署及歼敌先后顺序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个战略部署，四野应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出海口，切断敌人东逃之路。
    平津前指授命邓华指挥３个纵队（即解放军后来的三个军）夺取塘沽、大沽，切断敌人东逃之路，可他们认为攻击塘沽于我不利，建议缓打。
　　平津前线总部，刘亚楼仔细看着地图琢磨，眼光在天津、塘沽之间缓缓移动。塘沽以东、以北地势开阔，盐田连绵，冬季不结冰，河流纵横，不能构筑工事，不便大部队运动与接敌，更不能对敌形成四面包围；并且，蒋军兵舰摆在海上，守敌５个师随时准备登舰；敌17兵团侯镜如的司令部及防守司令部统统设在军舰上——真是一根很难啃的骨头，一条很滑很滑的泥鳅，搞不好，没等你近前，它就溜，溜进大海……
　　这个仗不能打！可这又是中央军委的部署，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指令，且把它列为关系全局的“最重要”之点，足见其战略意义之要。在刘亚楼细细琢磨着之中，他决心亲自前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部队的意见。
　　元旦前夕，刘亚楼来到攻塘部队指挥部北塘，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各纵司令员对塘沽地形、敌情和攻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三位能攻善战的纵队司令员邓华、李天佑、刘震都认为：在这样的情况和条件下打塘沽，部队伤亡太大，而攻取天津则更有把握，有利于全局。
　　通过实地堪察和听取一线指挥员的意见，刘亚楼坚定了“不打塘沽转而夺取天津”的决心。
　　在战斗就要打响的时候，却要改变作战计划，的确不是一件寻常的事。首先，这种建议很可能招来“不好打而不打”、“不执行命令”之嫌。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给前线部队留任何商量余地。刘亚楼以对党、对军队、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回到司令部后向林彪作了汇报：塘沽是敌南逃的唯一道路，我们必与性命同等视之。问题是，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得通，困难很多，打起来不但守敌死守，平、津之敌也可能增援以至倾巢突围，那时将是一场恶战。退一步讲，敌人不死守，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塘沽守敌连司令部都搬到了军舰上，能老老实实地呆着挨打而不迅速逃去吗？他们就像一群落在树上的飞鸟，即使你是神枪手，也不可能将其全歼。你的枪一响，顶多打死三两只，其余的必然全部惊飞。不能全歼，却要我们付出偌大代价，打它又有多少用？塘沽解放，控制出海口，这固然能起到堵死北平之敌退路的作用，但如果转而拿下天津，不是同样能封北平之敌的海上逃路吗？要把傅作义打痛，伤其元气，塘沽不堪，必须攻打平、津两处。北平是文化古都，打不得，因此天津最合适。
　　林彪问道：那你说打天津较之打塘沽有哪些益处呢？
　　刘亚楼洪亮分析说：我从中央要我们抑留华北之敌的指示精神考虑，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傅作义心腹陈长捷防守。这里有坚强工事，有13万人。我们拿下天津，就打到傅作义痛处了：第一，他从海上逃走几乎不可能了；第二，他在北平的20多万人，不接受我和谈条件，就只有被围困而死，这就叫逼和。
　　林彪经一阵短暂沉默后表态：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我看可以把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
　　得到林彪首肯后，刘亚楼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我军拟以５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29日23时，也就是电报发出12个小时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５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看了这份对中央所定计划作了重大调整的建议性电报后，一点即通，马上改变原先的布署，他当时就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塘沽的作战条件会那么恶劣，部队的试攻吃了亏，真是“知之非难，行之惟难”哪！周恩来也很有感触地说：前线指挥员很聪明，对塘沽先试攻一下，没打莽撞仗，不然损失就更大了。林彪、刘亚楼提出先打天津，我看是着妙棋，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得傅作义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
    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３天时间解决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略带嘲讽地对林彪、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３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攻下天津，林彪限定48个小时，而刘亚楼表态则气吞山河：30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天津大碉堡”打个稀巴烂！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点，攻打天津的战役随着前线总指挥刘亚楼一声令下，枪炮声在天津响了整整一天。29小时后，天津战役胜利结束，生俘陈长捷司令为首的将级军官28人，守敌13万人全部被歼。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以29个小时攻下华北重镇天津，创下了解放军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城市攻坚战。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大加赞赏。平津战役结束不久，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了另外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