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出十年的朱镕基为何仍受瞩目？》（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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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将于8月12日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收录了朱镕基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并配有83幅珍贵照片和9幅手迹影印件，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此前，官方接二连三推出过有关朱镕基的系列畅销书，包括《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答记者问》等，这位早在十年前就卸任的前国务院总理，退休后表示不谈工作是最大的原则，以免给新领导造成被动局面，也显得自己指手画脚恋栈不去。多年来他一直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然而，媒体借助几次新书发行热捧这位极具个人魅力又很清廉的前领导人，也是耐人寻味。因为国人对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房价高企、腐败泛滥等社会乱象以及管治乏力，普遍出现了一种“国乱思良将”的情绪。 人民网获独家授权，首发朱镕基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在《讲话》中，朱镕基特别介绍了自己担任上海市长前的个人经历。 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 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 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 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 到1978 年，马洪〔3〕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 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1〕马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2〕安志文，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3〕马洪，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7年至1991年朱镕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朱镕基坚决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使上海市的经济建设和城市规划呈现出新的局面，也赢得了“朱铁面”的称号。 1991朱镕基上调中央。1991年至199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7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2003年3月朱镕基卸任国务院总理，从此退出政坛。 朱镕基卸任前最后一次国务院党组生活会议上感慨地说：“还有两个月，我将结束在政坛的生涯，感受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是，人民的期待和厚爱；最痛苦、最难以剖白的是，违背自己的誓言而从政了。因为自己不懂政治艺术，注定是要遗憾的。” 朱镕基坦露了自己的五大遗憾：一是违背了自己的信条和誓言（指不从政、远离政治），踏入了政治界，脱不了身；二是违背了自己信奉的哲学，做了违心事；三是违背客观规律、现实状况，开了不少空白支票，打了“白条”；四是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和立场，在不少问题上搞了折衷和中庸之道；五是违背了自己曾作出的承诺，给下届政府遗留下积压着一些恶性循环的问题。实际上，朱镕基最大的遗憾应该是，做为体制中的高官深知体制的弊端却无力去改变！ 谈到“功过”，朱镕基说：“个人功过，我自己有一本帐，人民有一本帐，工作过的地方、部门有一本帐，中央也有一本帐。对于功过、得失，我还有何求呢！我的个性、经历、处事待人哲学，决定了我可能是个刚合格的部长、市长，但极可能是个不合格、很难使党内认同、合格的总理。一年多之前，我已经披露即将展开的生活。我离开政坛，不但老矣，也够累了！我会在临别的时候，向党、向人民交个底：朱镕基就是这点本事和能发挥的作用，对于一切批评、指责、反对意见，我都能容纳，相信历史会作出结论的。我是相信历史、相信人民的乐观主义者，是个宽容的人。” 在总结总理任期报告时，朱镕基曾插话说，我希望（指人大常委会）给予我较公正的评价，“八二开”、“七三开”，我都接受：我个人没什么计较的，“五五开”，我都接受。 朱镕基做人为官留下许多佳话和遗憾，他的严厉、宽容、开明、坦诚奠定了他在执政党历史上重要的地位，但在这个体制下，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往往成为各种势力攻击中伤的靶子！既得利益集团对他的明察秋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大刀阔斧推行的国企改革举措让下岗失业群体很受伤很不满，至于官场的贪腐问题，在他任内已埋下祸根。 退休前，朱镕基是公认的“工作狂”，五十多年的工作，早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和第二生命。尤其他那极其严肃的表情，严厉的态度，犀利的语言，敏锐的目光，以及他做事果断、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工作作风，给世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令许多官场中人心生敬畏甚至战战兢兢！ 退休后，朱镕基最大的原则就是不谈工作，也不再担任任何名誉性或实质性职务，因为他“不想再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到时没有时间再遗憾”。朱镕基深居简出，异常低调，大多时间都闭门谢客在家读书，不再在公众场合露面。他明确表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甚至还常以“一介草民”幽默自称。 朱镕基非常注重自己的晚节，视清名高于一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朱镕基从小就会背诵这段箴言，且自己始终坚持做到，同时他似乎更希望每个退休的官员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朱镕基还说过：“我希望在我卸任之后，人民能记得我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人民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做一个清官，是朱镕基在这个贪腐泛滥的时代做人为官的基本底线，然而这个基本底线，又有多少官员能够持守？ 虽然朱镕基从政治舞台和公众的视野中淡出十年之久，但这个上下公认的清官，仍凭其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受到媒体的热捧，自然也有更多人想念他拥戴他。

卧底

清官？或者可以叫不很贪的官会好些

如何处理好能吏和贪官我觉得是当前我国非常紧迫的问题之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