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星期四。那一年，我十岁。
之所以会记住这一天是星期四，因为跟一件例行的事情有关。那时候，每个星期四的下午老师们要搞一种叫“政治学习”的活动，因此，我们这些红小兵和非红小兵是不必上学的，但不必上学不等于脱离组织，必须按家庭住址的远近三五成群组成一种叫“学习小组”的小团伙，去其中某一个成员家集体写各种作业。因此，那时的每个星期四下午，我们不上学，上小组，相对自由。
我所在的那个学习小组，活动地点在我家。那个组有五个人，组长是个叫明明的女孩儿，是我们班的班长，现在据说在日本，但也有人说她去了美国。自1989年至今，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她了。
我只记得这个组的四个人——明明、小骏、新国和我自己，第五个人是谁我实在想不起来。小骏是我发小儿，所以记得；新国是因为害怕收音机传出来的朝鲜女声，所以记得。第五个是谁，真的是一点儿印象没有。
我家有一台电子管的收音机，牌子记不清了，大概是“红灯”，在那个年头儿算是大件儿。新国的家里没有这玩意儿，他一直对一个大盒子里传出人声歌声感到害怕，所以，每次我调到平壤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他都会被里面“斯密达斯密达”的朝鲜女声吓得躲到屋外。这是我每次上小组必做的一个恶作剧，新国躲在门外急赤白脸让我关掉“匣子”的样子，在我记忆里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天下午，天很蓝，云很白，阳光很好，但是收音机里却没有任何歌声或者样板戏的管弦乐锣鼓点儿。大约两点钟左右的时候，听见播音员隔一会儿就宣告一次四点钟将有“重要新闻”播出。这很挑逗我的神经，作为一个被称作“小大人”的孩子来说，“重要新闻”这四个字足以让我联想到解放台湾、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消灭苏修这样的大事儿。要知道，早在1972年，我就知道前来访华的尼克松的全名是“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了，这曾经惊动了很多叔叔阿姨大爷大娘。所以，把预告的“重要新闻”联想得那么宏大，完全顺理成章。
向毛主席保证，我绝对没想到四点钟的“重要新闻”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的消息。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据说毛主席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而且这也是一件完全不敢往那个方向上想的事情，这可是“现反”的罪过。“现反”者，“现行反革命”是也。
那一年，先是周恩来总理，后是朱德委员长，哀乐不断。所以，四点钟整点报时之后哀乐一响，我就知道事儿大了，身上一紧，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小伙伴们也都停了手里的作业，估计是傻了。意想不到的是，等夏青老师“沉痛宣告”，明确说出那个名字的时候，我突然兴奋了，真的是兴奋了，一推面前摆着作业的小饭桌，转身往家门外疯跑，心里想着要把这件大事情告诉我能看到的每一个人。事情过去了三十七年，那种感觉依然清晰，只是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处于那样一种状态。
但诡异的是，大院里街道上居然四处无人，我一直跑着，到处乱跑，想找到一个人告诉他毛主席逝世了。但是，很奇怪，一个人都没遇见，只听到大喇叭里夏青沉痛的声音和随之而来的不停的哀乐——现在知道那天下午为什么遇不见人了，因为大人们都被组织起来集体听“重要新闻”。
我很失落，因为没有人听我说这件大事情，于是转身跑回家。家门开着，家里没人，小伙伴们已经散了，只有迎门放着的那张小饭桌上课本作业本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收音机里哀乐回响。后来的事情记不清了，只记得我突然感到很困，就上床了。
再醒来是被大人们的哭声惊醒的。天已经黑了，灯光下家里坐了站了很多人，一边听收音机一边抽鼻子呜咽什么的。记得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叔叔站在屋子中间说一些什么，可以确认那不是我爹。还记得晚饭是某阿姨帮我弄的一碗面，可以确认的是，面不是我娘做的，因为我娘躺在大床上，据说是下午当场晕在单位集体听广播的现场。
天亮之后上学就不用背书包了，只需胸佩白花臂带黑纱，然后坐在教室里听广播，还是夏青老师播音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还有国外来的各种唁电。一边听广播一边还要哭，因为老师说不哭就是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我哭不出来，趴在课桌上干嚎；同桌小斌比我聪明，老师来检查谁哭谁没哭的时候，她用唾沫冒充眼泪抹在眼角儿。
再后来，就是排着队到各种灵堂去吊唁毛主席。灵堂有学校的乒乓球室、有居委会、有电影院、有剧场，还有废弃的教堂，还有其它学校设的灵堂。灵堂的摆设差不多都一个样子，正面墙上挂着黑纱绕边儿的毛主席像，挂着白底黑字的横幅和挽联，满屋子摆着巨大的花圈；横幅和挽联上的字基本上都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极其悲痛地哀悼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继承毛主席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什么的，不离这左右。那几天上学好像就是大家排着队在各种灵堂之间穿来穿去，默哀、鞠躬、哭以及听别人哭。
那时候，大人哭，无非几种情况，一是真哭毛主席，二是哭这个国家的前途未卜，三是哭自己，四五六是前面这几种情况糅杂在一起的。曾经看到有人说，当时就有人很清醒地认识到毛的这个那个所以脸上哭心里笑云云，我想这话说得多少有些事后孔明，我不敢否认那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毕竟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人在当时是少数。至于像我这样的毛孩子，当时要么跟着大人瞎哭，要么看着大人哭心里却在琢磨着谁来给我做晚饭，即便哭不出来也得扯着嗓子干嚎，不然就会遭到老师的严厉批评，“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这样的批评可不是小事儿。
三十七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一天发生的有些事情记得清楚，但有一些事情则完全记不起来。比如，据说那一天是农历的八月十六，前一天应该是吃过月饼的，但我却丝毫没有印象。那时的月饼，什锦馅儿，夹着青红丝，感觉比现在的月饼好吃许多；一包四块，用粗糙的马粪纸包着，上面蒙着一张粉红色的纸，用一根细纸绳十字交叉绑着，中间打个环儿，可以用手提着。那一包月饼，几毛钱，但是要加上一斤粮票，好像还有专门的月饼票。我跟一些老人提起过这一点，但老人们告诉我，那一年好像没有供应月饼，我记忆的那种月饼应该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事儿。
另外，1976年9月9日，对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因为那一天我爷爷也去世了。真的，我不是少将，但我爷爷确实是那天上午在老家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才知道。当时，我爹没带我奔爷爷的丧，因为我爹是军人，当时军队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严禁离岗。我大伯说我爷爷去世的时候七十三，比毛主席小十岁；我大伯说，七十三，八十四，是圣人也过不去的坎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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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9 12: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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