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爷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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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二大爷，姓张，大号一馍。这名起的也有段来历。二大爷周岁那年，家里人给他“抓周”。那是老一辈儿人的习俗，就是当娃周岁时，把娃放到簸萁里，周围摆上一圈东西，诸如，秤杆子，书，大刀，大印，什么的。抓到什么，今后就能干什么。抓到到秤杆子，今后能做买卖；抓到大印，今后能做官。给俺二大爷抓周时，俺爷正咱炕上吃晌饭。当二大爷被放到簸萁里，转圈儿看看，突然看到俺爷了，正左手拿块馍，右手拿块咸菜疙瘩，大嘴吧叽吧叽的，瞪着一双大眼等着二大爷抓东西。二大爷也不含糊，伸手就把那块馍抢过来，塞进嘴里就咬，至于身边的稀罕物件儿，连看也不看。这下可把全家人吓了一跳。抓周抓了一块馍？？这今后能干啥？俺爷看这架势，嘿嘿一乐。心想：“这娃有种，尽干别人干不出来的事儿。得！管他今后干啥，正好还没起大名，就叫张一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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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二大爷现在干嘛？说出来吓死你！在京城里，鼎鼎大名的梨园戏班班主，人称张老板。不但国内有名，连洋人都认识他。二大爷拍的戏，海了去了。拍一部红一部。最早出名的戏是《红苞米》，走的一麽是野路子，黄黄的土，红红的酒，傻傻的爷们儿，火辣辣的妞。就是一个字儿“彪悍”。那时候老百姓哪见过这个？拍的那叫一个好！全国人民都看。二大爷也是名利双收，不但出了名，还和戏里唱花旦的那个婆娘好上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几部戏，都是那个婆娘唱主角。《竹豆》，《大红裤衩飘啊飘》，《晃啊晃，晃到姥姥家》红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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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爷拍的戏都有个特点，先给你造出“儿童不宜”的声势，然后拿到国外给洋人看，洋人看完都说好。说好也不能白说啊，也得给个奖，什么金狗熊奖，金树叶奖的，拿了再说。把戏迷的胃口吊足了，一个个的眼巴巴地想看看，什么叫儿童不宜？什么叫国际大奖？都把脖梗子洗干净，等着挨宰。再来个全国公映，让各个戏园子，三十两，五十两地卖门票。那银子可是哗哗的往裤裆里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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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二大爷拍的最狠的戏，那就得说是《秋香告状》。一个婆娘，因为村长踢了他汉子一脚，把命根子踢坏了，这婆娘可不干了，挺着大肚子，告完乡里，告县里，终于把村长告到了。要说二大爷有能耐，就这么点子屁事儿，愣能拍出一部戏。而且，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还能把中国拍得这么落后，这就是能耐。洋人就是不爱看中国强大，就愿意看中国的大辫子，裹脚布，黄包车，你中国越落后，越愚昧，越好。中国越穷，越说明他们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得，把这戏给洋人一看，您想啊，洋人能不高兴吗？能不给发金狗熊奖吗？谁要说二大爷拍的戏卖国，给咱中国人抹黑，我跟谁急！有的戏迷就是愚昧，看了二大爷的戏，说什么反映中国落后，这戏不好。你懂个屁？这叫战略。二大爷就是通过他拍的戏来迷惑洋人，就是让他们看看咱中国有多穷，让那些洋鬼子夜郎自大地沉浸在幸灾乐祸中。这样一来，谁还好意思经济制裁中国，谁还敢说中国威胁论？俺二大爷这么处心积虑，呕心沥血地给咱中国人丢脸容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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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爷拍戏，也是与时具进。这两年，又盯上武戏了。香港的成老板，拍武戏是头牌，不但自己编戏，还自己唱。戏里面上窜下跳，把洋人看的一愣一楞的。前两年，台湾的李老板，拍了一部《卧猫藏蛇》，火遍全球，还跑到米国拿了个金人奖。二大爷可有点儿坐不住了，心想，自己号称中国第四代梨园老板的表率，这么多年也拿不到金人奖，脸上还真有点儿挂不住。可是要拿奖，拍文戏也不是洋人的对手，台湾李老板拍武戏能拿奖，咱也拍武戏。虽然没拍过，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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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爷拍戏还有个特点，就是场面宏大，花钱多。拍武戏更是这样。反正王爷贝子，商贾士绅们有的是钱，拉他几十个赞助就出来了。剧本现成的，《靳柯刺秦》。折腾了一年多，拍出来了，俺也花了三百两银子看个头场。二大爷的商业头脑更是与时具进，打广告都不带花钱的，哪像有的梨园老板，累死累活拍出个戏，又是发布会，又是见面会的，还得点头哈腰伺候媒体这帮大爷，生怕票房上不去，挨投资商的骂。二大爷则不然，开拍时，媒体一律封锁，只扔给你一个片名，自己合计去吧。公映时，严格搜身，禁止任何摄像器材，连戴眼镜的都得把眼镜拿下来，检查。这可把媒体和盗版商逼急了，盗版卖了这么多年，那见过这阵势。二大爷狠就狠在这一点上，干这些事儿，别人一点儿毛病挑不出来，我反盗版还有错了？然后再时不时的，弄出点儿，拷贝被盗的花边儿新闻，把媒体耍的跟三孙子似的，一个个都得撅个腚给我做免费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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