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总量远不及云南 贵州“灭贫率”列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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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月伟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句流传已久的话，反映了贵州的多雨、多山、贫穷。

　　在中国31个省区市中，贵州是和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排在一起的最弱势省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更有这么一段描述：“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2001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为2856元人民币（564新元）。

　　不过，和经济表现在西部地区中相对不错、全国排名属于中间偏前的邻省云南比较起来，贵州却有一项指标胜过了高一个梯队的云南：灭贫率。

　　近几年在贵州、云南做了大量田野调查的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杜强（John Donaldson）日前接受本报访问时说：“论省会的繁华，很多人会觉得，贵阳远不如昆明，但如果下乡去比较两个省最穷的农村，贵州的情况反而会比云南好。”

　　这就是说，整体而言，云南富过贵州、人均收入高过贵州，不过，最贫困的贵州农民，日子却一般上过得比最贫困的云南农民好。

　　而且，杜强的研究显示，这是在非常少的经济成长上取得的成绩。贵州经济90年代人均收入增长率一度全国排名倒数第二，贫穷率却在这期间大幅下降，灭贫率全国排名在前三名以内。

　　反观政府扶贫开支比贵州多的云南，同时期灭贫率的全国排名远远落在贵州后面，几乎敬陪末席。

　　两省的贫困县农村人均纯收入在1993年几乎一样（464至466元人民币），但到1996年，贵州的贫困县农村人均纯收入（1027元人民币）已经超越云南（838元人民币），这个趋势一直维持到2004年（贵州1557元人民币，云南1338元人民币）都没变。

　　经济学家曾经相信，收入差距扩大不值得忧心忡忡，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水涨船高，收入分配会渐趋公平，差距自会缩小。
不过，近期一些研究显示，有许多国家的收入差距在长时期内并未缩小，经济增长不一定会自动带来社会公平。
　　例如，世界银行最近就发现，2001至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而同期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增加了16%以上。

　　换言之，水涨了，一些原本就破旧的小船不但没随水位升高，反而有入水下沉的危机。

　　如果，水根本不涨或者只是小涨呢？是不是大船小船就只能困守一方愁水、逐渐败坏呢？

　　杜强的研究显示，在90年代，贵州的“水”涨得不多，破旧小船却通过慢慢整修，状态反而改善了。

奥妙在于发展思路

　　其中的奥妙，杜强指出，在于贵州的发展思路。

　　例如，他说，所谓“要先富，先修路”，贵州、云南在90年代初就分别全面规划修建省内道路，云南主要修的是主干线、高速公路，以昆明为中心，通向邻省和寮国、越南、缅甸等中国邻国，对于提高进出口、旅游业运输能力都很有帮助，对GDP增长刺激也比较大，但这些主干线、高速公路和落后偏僻的乡村有一定的距离，对贫困县的村民直接助益不大；至于贵州，当初却费了一番力气去修乡村小路，帮助穷乡僻壤的农民走出村门，把剩余农产品运到城里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比较大，贫困农民的收入也因此有所增长。

　　就是旅游业，两个省的发展模式也不一样。云南是中国旅游大省之一，但90年代时集中发展几个旅游点：大理、昆明、丽江、西双版纳等，以免摊薄资源，结果这些旅游点所在的地区虽然受益，周围的地区却仍然贫困，无形中是加剧贫困悬殊，此外，云南旅游设施当时主要靠外来投资发展起来，当地人分到的利益比较少。反观贵州，90年代的旅游收入只有云南的六分之一，但因为主要靠天然景区的小型业者来提供服务，当地人获利较大。

灭贫关键是分配
所以，要灭贫，杜强说：“关键不在经济发展的‘量’，而在于经济发展的分配和结构。”在面对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贵州早年发展经济时着重分配的结构，并强调为农民提供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
　　在本身经济增长有限、挣钱的机会不多时，贵州还鼓励民众外出寻找机会，甚至提供一些基本技能训练，以致贵州1996年后民工输出率就高于全国平均，对省内贫穷率下降有直接效应，民工从外面寄钱回乡，也有助于提高家人收入。贵州如今仍然是民工输出大省。

　　杜强认为，贵州的个案证明，一个地方就算经济成长有限，只要在经济发展政策设计得宜，确保贫苦阶层能够直接参与、受益，灭贫仍然是有可能进行的。

　　有趣的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上台以来，就致力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从追求猛迅增长转移到更加强调平均分配。而1985年至1988年，胡锦涛正是在贵州度过，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贵州早期的发展思路是不是从他那个时候定下？中国目前的发展策略转移是否受到其贵州或相关经验的影响？没有人能给予肯定的答案，但其中的关系让人产生无限联想。

对全球具借鉴意义

　　虽然神州经济的火车头目前正全速前进，杜强相信，中国10年内不可能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如何修订政策扶贫灭贫，仍然是重要的管治课题，对全世界13亿每天平均收入不到1美元的人，都有借鉴意义。他说，在外人看来，在贫穷线之上或贫穷线之下，如果只是微差，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但对于活生生的人而言，脱贫却可能意味着人生的质变，影响深远而巨大。”

　　

杜强简介

　　2005年取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比较政治、比较发展学、中国政治、国际关系等。曾经在北京、南京生活了六年，妻子是黑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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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