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坐在方桌一侧小心翼翼陪着何书记吃饭,全无过去风扫残云的气势,吃一口偷偷看何书记一眼,拿捏出的几分斯文让我替他难受。自然,何书记那边是玉米面窝头,父亲这边是高粱面窝头。我蹲在院子榆树下心不在焉地喝着稀饭,那玉米面窝头像太阳一样耀着我的眼。心里盘算,等何书记离开后,一个箭步冲上去,拿一个窝头就跑。那种诱惑至今心酸。
何书记吃了半个玉米面窝头,就拿起了我父亲一侧的高粱面窝头,父亲慌忙阻拦,何书记严肃地说:“我不能搞特殊。”
何书记在我们村蹲点,白天和社员一块下地劳动,晚上有时还组织大家斗私批修。何书记不知是公社的第几把手,嗓门大脾气大年岁不大,他的革命眼一瞪,别说地主富农,就是贫下中农也腿肚子哆嗦。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把当官的称为“把手”,但我肯定此“把手”与彼“扒手”无关,至于那些扒了国家钱财成了贪官的则另当别论。
然而,母亲按住了我伸向玉米面窝头的手,说:“你吃了,那下两顿用啥招待何书记?”失望的我出门流了泪,母亲一向是疼我的呀!
东拼西凑的三顿饭,打发走了何书记,临走何书记把一斤粮票和五毛钱放在了桌上。父亲打架一般塞给何书记,何书记再把钱和粮票放下,又是一脸阶级斗争:“这是规定,我不能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