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内幕解读：叶挺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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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叶挺和项英都是新四军的军政首脑。过去一个是江南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共两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现在叶挺是新四军军长；项英是副军长。按惯例，在行政上叶挺应该领导项英。可新四军是中共的武装部队，中共有一条原则是“党指挥枪”。项英是中共东南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理应对新四军进行领导，也就是说从党的角度看，项英应该领导暂时“在党的组织外”的叶挺。就是这么一层微妙的关系，加之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的不同，两位新四军领导人在后来的相处中总是磕磕碰碰 ，直至叶挺两次出走，四次辞呈，项英也向党中央三请罢官。



叶挺与项英的不同之处不少，明显的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叶挺性格刚毅，受不起委屈；项英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相容性较差。但两人关键的不同之处是：



首先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同。叶挺认为，中央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无比正确。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迅速壮大自己，是富有胆识的战略决策，应该尽快执行。项英却坚持株守皖南，怕新四军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同时他怕“东进北上”后新四军打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发展抗日力量，得罪了国民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加紧迫害新四军的种种阴谋毫无察觉，一再迁就退让。他把许多同志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自筹武器、经费，迅速发展部队的正确做法，说成是破坏统一战线，是“人、枪、款主义”。一个习惯打游击战，打不了就走；一个主张既要坚持游击战，又要注重运动战。一个出身于产业工人，一个出身于正式的军官学校。



其次是组织形式上的不同。叶挺不是党员，更不是党委领导成员，党的重要文件他不能看，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有关党的军事重要会议他不能参加；项英是书记，根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新四军的一切军政大事，基本上由项英说了算。军政大权掌握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手里。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一军之长，但是反而成了项英的副手，处在“客卿”或统战对象的地位。特别严重的是，项英极少向干部战士宣传叶挺，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对叶挺的信任和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在组织上又不放在党内的良苦用心。



再次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叶挺出过国留过洋，在国民党革命军中威名远扬。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当然要像个将军的样子，着装仪表，十分注重军容风纪。他即使不穿军装也是西装革履，穿着整洁，打扮仪表堂堂，手拿文明棍，头戴礼帽，出门以马代步，表现得气度不凡；项英在大山中打了几年游击，穿着朴素随便，以艰苦奋斗者的形象自居。他经常和别人说，现在比油山的时候强多了。叶挺兴趣广泛，爱好摄影，有时还喜欢到田里抓几只田鸡亲自炒几个菜改善改善生活，喜欢与国内外各界人士畅谈天下大事。这一切项英都看不惯。





生活习惯本是小事，但由于思想观点上存在的分歧，项英对叶挺这也看不习惯，那也看不顺眼。最终导致格格不入。叶挺在1928年第二次抵达莫斯科受到错误批斗时，没有耐心等待，一气之下不辞而别，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队伍，在党外赋闲10年之久。根据党的法规和革命斗争哲学：脱党、出逃是绝对不容许和不可饶恕的大事。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



叶挺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军事家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他在皖南一开始就对项英的一些主张不能苟同。项英搞“精兵主义”，“以质代量”。叶挺却千方百计招兵买马，要迅速壮大革命队伍。项英认为：日军占领浙赣路之后，皖南就是一片根据地，主张守株待兔，坚守皖南和向南发展。而叶挺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认为东进北上更有利新四军的发展。项英当然不听叶挺的意见。叶挺对他也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他知道，他越是和项英争论，招来的只是更大的冷漠。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毛泽东特别指出，与叶挺搞好合作，对于领导好新四军，推进抗日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新四军开始成立时，他只当了个副军长，本来心里就憋着气。他总以为形式上叶挺是个军长，但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我这共产党的最高长官，指挥权应在我手里，应该由我说了算。现在中央真的要把军事权交给叶挺，项英有逆反心理。开始，有些鸡毛蒜皮的事还与叶挺商量商量，走走形式，后来干脆连这种形式也不走了。中央有关军事方面的重要指示，也不及时向他传达，也不和他商量，往往自命不凡，自作主张。对于叶挺提出的一些正确主张，不但没有认真考虑，吸收其精华，反而动辄采取否定态度，令叶挺处境尴尬，心里十分难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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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解读：叶挺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新四军

叶挺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项英却在有些军事问题上压根儿不与叶挺商量。有时，叶挺不知道的事却以他的名义请示报告，中央还以为叶挺知道这些事情。项英甚至背着叶挺向中央告叶挺的状。例如，1938年4月蒋介石令新四军集中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具有军事战略眼光的叶挺以为此举对我军乘机发展有利，主张可以及早执行。陈毅等领导人也认为可以执行。而项英看不到这一点，前怕狼后怕虎，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又主张不执行。对此，项英背着叶挺向毛泽东发了电报，告叶挺的状：“我意由叶挺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越弄越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项英在此电中排斥叶挺的用意，十分明显。党中央、毛泽东对项英这一行为有所觉察，及时提出了批评，要他“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不要把叶挺当作“党外人士”、“统战对象”。叶挺向毛泽东当面表示过，“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并为便于工作，暂留在党外。这是个权宜之计，形式问题。而项英曲解了中央的意思，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和使用。



在平时的生活中，叶挺的行为与项英确实有不同。他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到部队检查工作时，喜欢以马代步，携带的随行人员也多一些。他还有一个从广东带来为他办伙食的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名菜，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和来访的国外客人以及国民党三战区的长官、参谋以及亲朋好友。项英后来就不和叶挺一起用餐，而是拿着饭碗到军部食堂去吃饭了。叶挺随身携带的一架德国进口的照相机，举凡行军战斗，外出巡访，宾来客往和军民集会等等，他总爱照些纪念照片，或送报刊发表，或存军史资料，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爱好，先后有几百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留在了人间。



叶挺的这些爱好和交往活动，既是他长期养成的个人习惯，又有利于扩大我新四军的影响，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应该说是好事。但在项英的眼中，好像什么都看不惯。请客交往是“拉帮结派”；个人开小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骑马下连队检查工作是摆官架子；摄影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穿戴整洁是不讲“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项英把一些小事都说成了问题，问题多了就少了共产党的作风，少了共产党作风就不谅解，不与之“同流合污”。



豁达开朗又饱经风霜之苦的叶挺，受到如此的冷遇，那心中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心中对项英的所作所为开始感到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抗日机遇，他努力克制自己心中的不快，甚至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制自己的情绪。在加强新四军建设中，他全力以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项英看到叶挺没有多少反应，以为软豆腐好吃，于是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也以军党委的名义召开，弄得叶挺无法参加。作为一个军长，无法履行军长职责，对于一些军事上的重大的方针决策，自己不能决断拍板，反而一切得由副军长项英说了算。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叶挺实在无法工作。但叶挺还是没有与项英公开交锋，他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上级组织上，自己仍然一如既往做力所能及的工作。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过这样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对于叶挺军长的困难处境，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略有所闻。她在一篇《中国的战歌》文章中客观地记叙了这一情况：“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火力的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拒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副军长项英，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叶挺终于1938年元月上旬，在新四军各支队进军敌后不到3个月的时候，乘前往武汉解决有关部队经费问题的机会，找到中共中央长江局，要求在新四军内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等人认真听取了叶挺的意见，知道了他十分困难而尴尬的处境，认为他的意见是合理的，必要的，对搞好工作有利，于是迅速将叶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汇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方案：“拟组织即外间知道也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7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意见，很快进行了研究，3天后即6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长江局：‘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






组织上的这种安排，应该说是对项英独断专行的一种制约，可项英置若罔闻，对于中共中央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的劝告当作耳边风。党权、军权在握的项英仍然我行我素。叶、项关系没有得到改善，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相反，项英依然抱着傲慢的态度对待叶挺。项英接到毛、张的电报后，也没有开会，也没有对外宣传，新四军委员会形同虚设。



这样一来，叶挺更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反复对一些较知己的战友说：“我是磨盘中的一粒砂子。”叶挺于8月间打了个电报给秦邦宪、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等人接到叶挺的电报后，十分不安，经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要予以挽留。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离开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促，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这封电报还同时报送了毛泽东。



此时，项英也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项英行前与叶挺对部队工作作了安排。项英并关照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邓子恢与李一氓、赖传珠等人多支持叶挺的工作。在周恩来等人的说服下，叶挺在新四军留了一段时间，叶挺一个人留在军部主持军务，情况比以前好些。但仍然没有打消离开新四军的念头。因此，于9月30日，他去电延安转项英，“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立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去时之约，望即从速南归。”催促他速回新四军。并说：“我拟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项英接到叶挺的电报，觉察出叶挺不安的情绪，预计叶挺要离开军部，于是向党中央请假提前返回军部。项英从延安回到新四军后，虽然找了叶挺，也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有关精神，但依然态度冷淡，没有认真检查自己排挤叶挺的错误，当叶挺提起要回广东抗日时，项英不仅没有诚意挽留叶挺，相反大为赞成叶挺离开皖南。正如当时的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所说：“我隐隐约约地感到项英有个时期也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因此，叶挺要离开新四军的态度更为坚决。对叶挺的出走，项英似有如释重负之感。项英一面电告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以后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一面将数百支枪运往广东韶关，还答应选派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给叶挺，以便让叶挺安心于广东抗日。






事已至此，叶挺再也没有回头之意。加之叶挺当时闻讯，日本侵略军在家乡广东惠阳县大亚湾登陆，乡亲们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他悲愤交织，恨不得立即返回家乡带领广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离开了军部，南下华南。这是叶挺第二次提出辞职新四军军长职务，第一次出走军部。他此行不是逃避抗日，而是寻找更有利抗日的机会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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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与新四军的组建

一提起叶挺,人们就很自然地将他与新四军联系在一起,这位北伐名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为组建新四军、发展新四军,使新四军成为与八路军并肩战斗的、弛骋大江南北的抗日劲旅,做出了卓著功勋。

蛰居澳门
时刻想着报效祖国

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勤奋好学,1916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经孙中山同意,辞去军队的工作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的帮助下,叶挺于是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国民党员转为共产党员。次年2月,叶挺进入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1925年9月,叶挺学成回国,不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第四军独立团是由共产党掌握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令军阀胆寒,被誉为“铁军”,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南昌起义,叶挺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他被迫与周恩来等一起潜入香港。随后,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广州起义,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叶挺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再次潜往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党内“左”倾代表人物的不公正指责。1928年初,党中央派李立三从上海专程赶到香港指导善后工作。本来应从主、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思想激进的李立三没有这样做,他夸大起义组织工作的某些错误,罗列“政治动摇”、“指挥不力”等罪状,对参加起义的几位领导人横加指责,将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宣布对领导起义的9位高级领导干部给予严厉处分。其中叶挺的罪名是:身为起义军总司令“表现消极”,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听到这个消息,两次起义失败后心情本来就很压抑的叶挺,十分不满,以致夜不能寐、忧愤成疾。后来,党中央安排他到苏联养病并准备讨论广州起义问题,给苦闷的叶挺带来新的希望,他相信党能对广州起义和他的表现作出公正的结论。
然而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代表却使他的希望破灭。1928年6月,叶挺在莫斯科抱病写了一篇关于广州起义的材料,准备结合起义的经过对所受到的种种责难进行申辩。然而,当时主持广州起义问题讨论的王明,却没有认真研究叶挺的报告,凭个人主观臆断,无理斥骂和攻击叶挺,还毫无根据地指责叶挺“政治动摇”。叶挺不同意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和诬陷,提出申辩,又受到了压抑。此时,被视为神圣的共产国际也没有人去理睬叶挺,还故意以各种方式冷落他,如莫斯科东方大学准备邀请叶挺作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坚决不同意。
性情倔强的叶挺在有冤无处申,还备受指责和冷落的情况下,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组织,出走欧洲,开始了10年的海外流亡生活。在这10年间,叶挺约有5年流亡在德国,5年独居澳门。1932年秋,叶挺携夫人李秀文和次子叶正明离开德国到澳门。从1932年秋至1937年春,叶挺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有时也前往香港和祖国内地。这一时期,他的日常生活主要包括:读书看报、会见朋友、教育子女、处理家务等,表面上看似无忧无虑,实际上内心极不平静。他经常回首往事,注视着祖国的一举一动。“九·一八”的炮声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随着日寇的铁蹄踏进我东三省,叶挺那颗赤子爱国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寻找着报效祖国的时机。
在澳门,叶挺一家生活很困难,常常靠借债和典当过日子,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引诱叶挺,说只要他肯反共,就委以重要军事职务。他过去的一些部属也怂恿他回到军队去做官,但叶挺宁愿过清苦的生活,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他曾对人说:“由于政府和国民党还在继续进行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我既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也不愿为他们工作。”同时还教育亲属洁身自好,不要为国民党的官僚做事。脱离中共党组织是叶挺的一大遗憾,他曾说过,大革命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党内的错误路线和共产国际的冷遇,自己一时意气用事,脱离了共产党,留下“一生的遗憾”。他在焦急寻觅抗日报国机会的同时,关注着中共和红军的最新动向,并希望尽快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春,叶挺打听到当年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阳翰笙的住址,便立即写信给阳,希望阳翰笙能来澳门会面,他有很多心里话想向党倾诉。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阳翰笙无法抽身前往澳门,中共党组织决定以后另外派人设法与叶挺联系。1935年秋,组织上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做好准备,等待党的召唤。
这期间,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获悉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出于过去同在粤军并肩战斗的情谊,也出于对叶挺卓越军事才能的敬佩,或写信、或派人邀他前去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明白,陈诚、陈济棠等人所谓的“协力共事”,目前无非就是拥蒋剿共或武装割据,这无论如何有悖于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断然予以回绝。叶挺寻求抗日报国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这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

抗战爆发
奋而出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向我北平西南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我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上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不可一世的日军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在国土沦丧、人民涂炭,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御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努力下,国共两党实现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的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的抗战局面逐渐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在军事合作上实现的,其集中的体现就是红军的改编和迅速开赴抗日前线。红军的改编经历了两个过程,即在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两次改编都波澜迭起。
对南方诸省的红军游击队,中共中央向来十分关心,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屡次提到南方游击队的问题。1937年5月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谈判时,就提出要求派人与南方游击队联系。6月在和蒋介石的直接谈判中,周恩来再次提出。蒋介石表示可由中共派人前往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在以后的谈判中,周恩来又多次提出由国共双方派人分赴各地,联络并传达国共合作方针与对游击队进行改编。8月,在双方就主力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答复: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随即,党中央和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选派人员,前往与南方游击队联系。与此同时,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领导人项英、陈毅等从搜集到的香港报纸上,了解到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中共中央的精神,主动寻求展开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别的一些地区的游击队如鄂豫皖、闽西、湘鄂赣、浙南、闽东等地游击队也根据了解的政治动态,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的解决,取得了重大进展。
经过周恩来等与国民党当局的进一步谈判,双方达成了集中南方红军游击队编组一个军的初步意向,但在军长人选问题上几经讨论不能取得一致。中共方面提出叶剑英,蒋介石不同意,因为蒋介石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指挥这支军队。国民党方面提出陈诚,中共方面当然也不同意。任命谁担任军长好呢?蒋介石一下犯了难,蓦地,他想起了叶挺这位在国内享有厚望的北伐名将。蒋介石想任命叶挺为军长有他的如意打算,他认为叶挺曾加入过国民党,后来虽转为中共党员,但在广州起义后受到中共党内的压抑,离开了共产党,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这次回国恐怕不会替共产党办事了。叶挺现在既不是国民党员,又不是共产党员,可以算是个中性人物。因此,蒋介石想乘此机会把叶挺拉拢过来,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中。



中共方面提出叶剑英任军长遭到蒋介石拒绝后,亦在继续物色其他人选,也想到了北伐名将叶挺。此时,叶挺已怀着一腔热血从澳门来到上海,渴望为拯救民族危亡、打击日本侵略者奉献自己的一切。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叶挺,这两位曾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友久别重逢,分外亲切。周恩来告诉叶挺,西北主力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南方诸省游击队也即将改编,开赴抗日前线,要他出面任军长,叶挺欣然接受了这一重托。之后,叶挺主动找到蒋介石,提出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改编建议,改编后的这支抗日武装番号叫“新四军”,意在使这支部队能保持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铁军”声誉。蒋介石欣然应允。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当然,叶挺任军长在当时来说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并没有经过中共方面。中共方面虽曾考虑过叶挺,周恩来也找叶挺谈过话,但为慎重起见,没有立即同意叶挺任军长。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中共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不太清楚,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10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张云逸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叶挺须来延安,他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以去闽赣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北为基础扩大部队。”10月19日,洛甫(即当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毛泽东又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即秦邦宪)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到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来一趟。如能办到,则由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部成为一个军是可以的。叶挺获知中共中央的上述意见后,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向党中央当面汇报。
1937年11月3日,叶挺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第二天晚上,延安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往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中央所指的道路走,坚决抗战到底。”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还请叶挺吃了饭,亲自陪同他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询问他是否愿意重新加入党的组织。叶挺表示自己暂时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通过对叶挺在延安期间的考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是满意的。1937年11月9日,叶挺肩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光荣使命,离开延安,踏上组建新四军的征程。叶挺赴延安的举动,以及他后来的作为,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以致后来发动“皖南事变”,要剿灭这支部队。

据理力争
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1937年11月12日,叶挺到达抗战中心武汉,住汉口原日租界大和街26号。当时鉴于日军大兵压境上海,南京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机关已陆续迁往武汉,一些工厂、学校也迁至武汉,社会各界名流汇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共产党亦于是年10月在汉口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叶挺到武汉后,着手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新四军的番号是1937年10月12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的,其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的电报,明令“鄂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线张鼎丞部”,均“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叶挺受命后,分别与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张云逸接洽改编南方游击队事宜。
为了搞好新四军的组建,叶挺一方面向中共中央要求多派干部,另一方面又在原国民革命军的部属和亲友中招募人才,尽可能地多吸收和动员那些拥护抗战的军人和知识分子。叶辅平、沈其震、朱克靖等20余名愿为抗日事业尽力的军人、医生、文化工作者陆续来到大和街26号。叶挺组建起军需处、副官处、军医处、秘书处,叶辅平为军需处处长,沈其震为军医处处长。这些具体办事机构的组成,为下一步新四军军部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新四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蒋介石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弹药粮饷、防区范围等方面都作了限制,改编后的新四军的给养只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等师的标准,且经常拖欠经费。叶挺耐着性子与蒋介石交涉。11月21日,叶挺、叶剑英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叶挺遵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向蒋介石提出:新四军拟编为乙种师两师,军师干部人选、部队集中地点、开拔费、整理费等须落实。蒋介石一听火了,说:“各游击队不能按照八路军的办法,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接着又说:“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先委任师长、旅长。”
叶挺反驳道:“将他们开拔到前方打日本才是主要问题,其他皆为人事问题,容易解决。”
蒋介石粗暴地嚷道:“这不行,我估计他们不能调开的!”
叶挺进一步晓以大义:“收编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否则对地方亦不好。”
蒋介石见叶挺不买他的账,恶狠狠地说:“如扰乱地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在江南。”他还当着叶剑英的面向叶挺挑拨说:“他们都是共产党,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
叶挺不为所动,他对蒋介石毫无诚意的态度非常反感,愤然提出辞职。蒋介石见叶挺态度坚决,也就软了下来,说具体问题可以找陈诚商量解决。经过这次与蒋介石的舌战,叶挺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面目,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抗日救国,从此更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回到武汉后,叶挺又与何应钦、陈诚多次磋商。何应钦禀承蒋介石的旨意,仍然千方百计想控制新四军。隶属关系上,决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而由第三战区管辖;在干部配备上,提出各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都要离开部队,由国民党方面派人担任营长以上军官。后来由于谈判过程中南京、杭州又相继沦陷,形势更趋危急,国民党这才对新四军改编事宜开始催办。由于中共方面顾全大局做了许多让步,特别是同意了新四军由第三战区统辖,加之叶挺委曲求全,从中竭力斡旋,促成国共两党在新四军改编方案上达成协议。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从南方红军游击队赴延安的项英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实际上基本批准了新四军的改编方案。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当天,毛泽东、项英致电叶挺:“新四军原则上可照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不要何派人。”叶挺接到电报后,在与何应钦的交涉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见,即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在新四军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12月18日,项英、赖传珠带领数十名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离开延安,23日抵达武汉。在大和街26号,叶挺与项英进行了交谈,他们在中共中央确定的新四军组编原则和干部配备问题上取得共识。项英强调新四军基本上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编制,但各级政治机关应当加强,巩固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叶挺表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组建是关怀的,考虑是周到的,他本人完全赞成。叶挺还介绍了他前段在武汉的工作及招收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情况,对从延安来新四军工作的干部表示欢迎。是日晚9时许,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讨论新四军的工作。会上,项英传达了中央、毛泽东关于新四军组编和组织领导的决定事项,介绍了中央确定调往新四军干部的情况。会议就新四军有关干部配备进行了研究,决定目前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各地游击队应迅速集中;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叶剑英研究拟定新四军作战方案;在长江局参谋处下设军务组,专司新四军工作和游击队、军火、扩大武装之责等。



12月24日,叶挺、项英召见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听取关于军部现有干部情况和工作布置的汇报。他们一起研究了许多亟待处理的事项,请赖传珠就部队集中、组编和军部机关的编制提出了具体意见。中午,叶挺在大和街26号招待项英等从延安到新四军工作的干部会餐。席间,叶挺高兴地说:“你们的到来,带来了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关怀,带来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必将推动新四军的壮大和发展。”

组建军部
率主力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2月25日是新四军建军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下午,叶挺、项英在大和街26号召开有新四军军部机关和部分游击区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到会的新四军领导人有:拟任的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处长赖传珠、组织部长李子芳,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处长宋裕和,军医处长沈其震、侦察科长李志高、通讯科长胡立教等。会上,叶挺和项英分别报告了抗战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经过及原因,布置了集中部队开赴前线的任务。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就是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的会议,它标志着新四军第一个军部的诞生。1938年1月3日晚,周子昆率30余名干部抵达武汉,随即充实到新四军军部机关各处部。至此,军政治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初具规模。
新四军军部虽然成立了,但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委任仍未核准,叶挺又斡旋于此项工作。1938年1月4日,项英率军部大部分人员离开武汉去南昌,指导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叶挺留在武汉继续办理新四军编制、新四军防区、干部委任、军费、装备等有关事项。在叶挺的极力周旋下,1月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长何应钦核定新四军申报各项:新四军不设师或纵队,而是军直辖4个旅级支队;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干部名单,即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支队司令;部队集中后,在原游击区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等机构;部队全部开赴前钱,隶属第三战区指挥,集结地点另行商定;新四军军费共6.5万元,另发拨遣费3万元,开拔费1万元,5瓦特无线电机5架,所垫借伙食费另行处理。
在武汉,叶挺以他的特殊身份,利用老朋友、原国民革命军旧部军官等关系,为争取国民政府尽快核定项英等人的委任而奔波。在新四军的军费上,叶挺多次找陈诚协商,要求将军费增加到10万元以上。1月15日,叶挺飞抵香港,向在港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催要军费,并到广州筹款购置枪支弹药。由于叶挺的努力,新四军部队的人、枪、款问题的解决有了较明显的进展,军费增至9万元。
1938年1月下旬,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编组工作全面展开。经过与国民党的反复交涉和大量的具体工作,到3月中旬,领导干部的任用基本确定。到4月,各游击队的集中改编基本完成,至此,新四军的编组工作基本完成。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1.03万人,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粤赣、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编成,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浙南等地红军游击队编成,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编成,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由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桐柏山红军游击队编成,高敬亭任司令员。
新四军是在抗日烽火中成立的,在尚未编组就绪时,即根据国共两党商定的方案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相继开进到安徽岩寺地区,第四支队开进到长江以北的舒城、庐江地区。5月12日,第四支队在皖中巢县蒋家河口首战告捷;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进行了江南第一战。由此,揭开了新四军在华中抗日的序幕。新四军与八路军并肩战斗,成为驰骋抗日战场的一支劲旅。

天天都快乐

历史充分告诉我们，要获得胜利，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改革就是革命，把改革进行到底。这是胡总书记、温总理强调的！！！

zhaohd119

阅毕，呵呵，对历史不是了解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