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

仁武君

    我们也曾年轻
    吕立宁
    作者简介：吕立宁，女，1948年出生。1961年至1968年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68年12月赴山西省榆次县插队。1976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晋中齿轮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山西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工业大学校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任职。1997年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评议中心进修。1999年至200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研究员，科研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科研管理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编委，《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副主编，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我们曾千次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次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次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过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亲人和后代。
    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亏，吃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苍苍的老师身边，才蓦地发现，支撑着我们走过一切沟坎的正是她们那几句既陈旧又朴素的教诲，流灌在我们体内的正是那一代代传继下来的秉气。那是最初浅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永不可变地烙在我们的心底，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事业生涯的升、迁、兴、败，使我们充实，让我们踏实。
    从老三届到新三级勾出了我的人生轨迹。1968年12月赴山西插队，1978年10月走进大学，是影响一生的两个转折点，随之带来的是前十年的艰苦和后三十年的拼搏……
    进入甲子之年，回首一路留下的痕迹，咀嚼曾经的酸、甜、苦、辣，沉淀下来的全是那些曾震荡过心扉、感动过灵魂的丝丝真情，拳拳付出得到的点滴启迪，给予升华之力的人的本质之美，即使是极微小极平常。
    于是，那一段段故事和泪水一起从心底流出。
    “饿”的记忆
    “民以食为天”这世间第一真理，不知有多少人是饱尝了饥肠响如鼓的滋味后明白的，饱尝过了的人，都知道，那滋味不好受。
    当我说到这些时，儿子很不以为然，说谁还没挨过饿。不，我想说的这种饿是没有希望的饿，等待他的是并不能塞饱肚子的食物。按说，我也没有太多资格论说，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还是丰衣足食的，但毕竟多少尝过一些挨饿的滋味，且至今未忘。
    我生在兵荒马乱之年，姐姐们说，那时妈妈奶水少，我是靠她们用筷子塞面糊活下来的。那时的饿我无法记忆，是解放初期的讨饭人最早给了我挨饿的印象，那时要饭的可以上门，妈妈总是给他们烤馒头片或其他什么的，从没让他们失望过。

仁武君

粮食定量是我们从小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每长大几岁，家长会高兴地拿着粮本去增加定量。但总还能吃饱。三年灾害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也都定量了。家里每餐按定量下米，不管饱没饱，吃完就完了。小学五年级的我第一次尝到吃不饱饭的滋味。父亲带着全家人在楼外种了一片红薯，连红薯藤都当菜吃了。人们互相交流着如何能吃饱的经验。记得当时在人民大学工作的一个亲戚一进我家门就对妈妈说：“吃窝头比吃馒头容易饱。”还有，把菜和米煮在一起做菜饭、面条泡烂了再吃等都能增加肚子的饱感。一个同学告诉过我，酱油拌大米粥可香了，她倒光了食堂好几个桌子的酱油瓶。
    初中上寄宿学校，对饥饿的记忆更多一些。课后大家冲向食堂的景象很是壮观。每日8两的定量，没肉没油，对正在窜个儿的孩子是残酷了点。而且吃的粮食五花八门，什么高粱面、红薯面、红薯干、大麦米……红薯面蒸出的馒头是紫红色的，红薯干有时发了霉，不管是什么，也都能咽下去。一次食堂门口搞反浪费的展览，展出的是扔掉的红薯皮，批注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人居然扔掉”。
    星期天晚上，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黄豆啦，饼干啦等吃食储备起来，攒着一个礼拜吃。我在女孩子里算吃得多的，又是田径队员，得训练，饥饿感更强些，肚子总好像是空空的。一次妈妈专门从家里送来一饭盒萝卜馅饺子，看着我一个个吃完。要知道，从家到学校要倒换两次公共汽车哪。
    1963年底情况好些了，学校里可以吃到油饼，有时各桌还可以随便去打鸡蛋汤，遇到这种时候，值日生总是把打来的汤装满我们的碗，再急匆匆地跑去排第二次队。
    “文革”期间我们几个女生自愿到门头沟煤矿劳动，每天在煤窑下一干就是8小时，饿着肚子，一刻不停地挥舞着硕大的铁锨，算尝到了当劳动人民的滋味。但那是有盼头的饿，家里的粮票可以随便拿，我一顿能吃1斤2两。
    插队更增添了我们对粮食的亲近感。也知道了我们所经过的“饿”，太微不足道了。农民们对饥饿有着更深的恐惧，逃荒年代的饿，公社年代的饿，把他们饿怕了。我第一次听说旧社会人吃过人，新社会也饿死过人……农民是把粮食看成命的。
    我所在生产队的口粮还足，虽然吃不到菜，更甭提肉，但五谷杂粮还能吃饱。记忆更多的是劳累时的饿，让人头晕心虚，眼冒金星。
    山上梯田分散，加上农时不等人，抢时间比吃饭更重要，常常是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骄阳下趴在地里干到下午两三点还吃不上饭的感觉，至今未忘。春天锄谷，夏天收麦，冬天修田，饭都要送到地里，饥饿的人们手上干着，眼睛盯着路口，焦急盼望送饭人的身影出现。饭来了，蜂拥而上，冰凉的小米饭冻成了硬坨子，不管送来的是什么，吃着都香。可谓饥不择食。一次冬日砍柴，我们一大早出发，走到山中已是饥肠辘辘，几枝杏黄色的酸溜溜突然出现，衬着白白残雪，格外耀眼。我们不顾扎手，兴奋地采摘，贪婪地吮吸那酸酸的汁水。说也真神，就那点酸水，解除了难忍的饥饿，支撑了多半天，直到下午背着柴回来。类似记得的还有啃深山中绝对干净的冰块，叫冰梨；在地里烤落下的玉茭；吃生葱……都可以解饿。那年代，我们靠农民喷香的小米饭、玉茭面、高粱面塞饱了肚子，事实上，是我们分吃了他们的口粮。

仁武君

再以后，“饿”的滋味渐渐远离了我，各种定量逐渐取消，食物越来越丰富，直至今日大家争先恐后地节食。
    但，曾有过的滋味不会忘，虽然我们仅尝过一点，这种任何人在生存艰难时都会遭受的感觉。
    “石圪塔”的四季劳作
    “动弹”就是劳动、干活，特别是指到地里干活。没有考证，这是山西，还是晋中，或仅是榆次的方言，反正侯峪的人是这么说，刚听到时觉得很好玩，人本来不就总是在动弹吗，不会动就死了。细想想，还真有道理，劳动是特殊的动弹，有时甚至是极量的。
    山里人认为动弹是受苦人的天职。我们这些来接受受苦人（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生，主课自然该是动弹，是受苦。我在侯峪做了将近五年的受苦人，刚干一年的时候，大队长要调我到小学校当民办教师，我谢绝了，说更愿意和大家一起动弹。
    春夏秋冬，每天干活都是随着小队长扣蛮一声“动弹啦！”开始的。这声音挑得高高的，拉得长长的，在山谷里回响，社员们随之扛着农具，走出各家门。
    各季农活轻重不同，夏、秋更累一些，累活叫“苦重”，反之称“苦轻”。男人们自然是干苦重的，我们女生一般分配和妮子们在一起，可以不必担担子。但这激怒了我们，认为是轻视妇女，并为不给女生买扁担和队长大吵。结果是插队生得胜，每个女生拿到了扁担，从此，扁担也就没下过肩。以至于当时年龄最小的女生方允平直至现在颈后还留着一块硬硬的被扁担磨压出的死肉茧。
    春天最常干的活叫“刨堰子”，因为怕牛耕梯田的地边时跌下来，山上所有梯田的地边就都由人来刨。扛着镢头爬到山上，一人一堰分好后，两腿一叉，就开干。“吭、吭、吭……”一镢镢刨下去，不一会儿，身后就开出一道松软的，泛着新鲜泥土气息的长龙。随着有节奏的抡镢，可以瞭望远山近壑，可以自由遐想，有时还会发现山石间一两株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苦的是一天刨下来，腰酸背痛，更要紧的是站在地边上，脚一定要落稳，若踩空就会出大事。一位在另一大队的同学，就因为刨堰子时一脚踩空摔下山，颈椎骨折，幸亏连夜送回北京才得以抢救。
    耕地、撒种是技术活，轮不上我们，等谷苗长到三四寸时，所有劳力就都得上马了——锄苗，即把长得满满的一垄谷苗用小锄间开成间距三四寸左右。这活必须抢农时，若锄的不及时，苗长高了，长疯了，地就荒了。因此，一到锄谷，须全村总动员，饭也要送到地里吃。活太紧时，索性生产队包饭，小米饭就着拌小葱敞开吃，这招很有效，从不出工的老人妇女们都会下地。按说，锄苗并不在苦重活之列，但我们却觉得最可怕，最怕那十几个钟头的苦蹲。特别是刚来的第一年，才蹲一会儿，膝盖就受不了了，钻心的疼痛仿佛腿要折了似的，无奈只得爬行，好在穿的都是膝盖打补丁的裤子。爬久了，腰又受不了，又得蹲。就这样，蹲一会儿，爬一会儿；爬一会儿，蹲一会儿。汗水顺着额、脸流下，遮住眼睛，流进嘴里，也滴滴答答落在刚间好的苗上。好容易锄到地头，站起来，透过冒着金星的视线，两垄齐刷刷的小苗迎风摆动。

仁武君

痛苦的锄苗得干一个月。等谷苗长到齐腰高时，就该上大锄了。记得以前一个电影里曾形容拉大锄是“前腿拱，后腿蹬”，其实农民们认为拉大锄是受苦人最幸福的活了。比起其他的活儿，身体可以很舒展。一人把三陇苗，哗——左一下，哗——右一下，两个垄沟一边一下，向前迈一步，周而复始，动作很有节奏。特别是在心情舒畅时，越干越来劲。手头现在还保留着我当年锄谷时写下的一首诗：“重重丘海接天际，层层绿波起涟漪，喝牛声际送惊鸟，飞锄掠海迎欢喜。”诗后署着：“7月27日在马岭锄黍子，望远处连绵山峦，看近处一片沸腾，有感。”
    放下大锄，就该提镰刀了。我喜欢割麦，层层金黄色泛着麦浪的梯田，看着就喜人，加上熟麦碰到快镰，刷刷就倒的那种感觉，很是爽快。我们都喜欢先挑小块地的割，刷刷几个来回，就结束战斗。再跳到下一层田接着干，一个半天就可以割完一面坡的麦子。打好捆的麦子整整齐齐地码在地里，待人们担下山。担麦子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要紧的是要牵好担子，这活儿我们只得求人。往往是好心的老汉，他们用长扁担先挑起一捆麦子，放上肩后，再将扁担的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两捆麦子牢牢固定在扁担的两头后，将扁担移到我们肩上。老汉告诉我们，下山担担子要切记两点，第一腿不能软，肩上负重，坡陡时腿就发颤，腿一颤，脚就容易打滑，发生“跑坡”就会出大事；第二要有耐力，担子一上肩，不管多远的路，要一气不歇地担回来，因为一搁下担子，凭自己的力气就绝不可能再牵起来了。开始担时，我们肩压得再痛也只能咬牙忍着，实在忍不住时，就把手垫在扁担下，后来大家都做了厚垫肩。再后来，都学会了换肩——将扁担在后脖颈上一转，两个肩膀倒替负重，就好受多了。下山的路最少也要三四里，每走一步都盼望着到场上扔下担子时获得解放的感觉。
    麦子上了场，最怕下雨。夏天风雨突变，有时红太阳高照，忽地一片云过来，大雨点子就砸下来了。届时，队长就像指挥员，全村老小齐上阵，有盖席片的、有抱麦子的。往往还没折腾完，太阳就露出来了，大家又忙把麦子搬出来摊开，以防沤坏了。有时一天就要折腾好几回。那时候才知道，吃到白馒头不容易呀。
    说到夏天的雨，不禁想起在山上挨淋的滋味。小雨干活不能停，雨水和汗水顺着脸一起流，也习惯了。大雨可就惨了，山上没有一棵树，瓢泼大雨，如柱的雨水无遮无拦，砸在我们身上，任其冲洗。遇上附近有山洞，大家就可以挤进去，边听老汉们回忆当年逃荒的情景，边盼望队长开恩让回家。队长望着雨，望着天，轻易不会放过我们。等回来换衣服时，全身早已无一干处，就连皮带全湿透了，鞋一脱，能倒出好多水。有时刚换了衣服，雨停了，就又听到队长“动弹啦”的呼叫声，扛着工具再出去。碰到一天连着挨几次淋的时候，连我们都找不到能换的衣服，更甭提只有一两身衣服的农民了。
    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心情自然很不错。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给人一种满足感。最快活的事是收获水果，这里叫“下”，“下苹果”、“下梨”。水果是山里的主要副业，因此，收获的半个来月必须抓紧，摘下来、装筐、运下山、拉走，一环也松不得。给农民的回报是在地里可以敞开吃。于是家家息炊，全村男女老少都上了山，靠水果填肚子，边干边吃。只可惜刚熟的国光苹果还犯酸，吃多了会倒牙；大大的金黄脆梨很诱人，但吃多了更受不了，每块地的犄角旮旯都成了厕所。

仁武君

深秋时，要背回地里的玉茭和高粱秆，每天往返好多次。最怕的是过山间的小沟、小河。有时逞能，鞋一脱，裤脚一卷，像男人那样淌过去了。但冰凉的河水刺透全身，冻到心里。水太凉时，好心的扣蛮队长总是让大家等着，他先跳下水，在水下垫起一块块石头，供大家踩着跳过去。运气好时，砍倒的玉茭杆里可以找到拉下的玉茭穗，大家高兴地就地烤熟，黑乎乎地就吃，可香了。
    冬天本应是受苦人最舒服的日子，但那时的口号是“变农闲为农忙”，学大寨，建大寨田。锄棱、摊土、垒堰、背石头……我们曾要求和男生一样去背石头，为了逞能，捡大个的让人往肩上放，最重可能背过150斤左右的，可自豪了。吃冰碴饭也是当时的时髦，记得有几次天上飘雪花，我们端着送到地里的饭，真快成冰碴了，是就着唾液的热气咽下去的。
    这就是我和侯峪的受苦人一起“动弹”那几年过的生活，真实的生活。
    干过的这些活儿，各有各的罪，虽都不好受，却并没有太痛苦的记忆。苦中好像总是别有风味。且夹杂着趣事、狼狈与滑稽。像刚开始上山干活时，总要求老乡和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休息时让老乡听我们念报纸。可到了后来，一到地头，总先抢时间睡一会儿。听到队长喊“歇歇啦！”，也马上横七竖八地倒在地头，居然能睡着，还能做梦呢。
    那时的我们
    发黄的本子，褪淡的笔迹，记录了我们那时的故事，有新奇，有感动，有争吵，有批判，有苦恼，也有迷茫……当年，怀抱美好的愿望来“受教育”，黑窑洞、凉土炕、顶寒风、抡大镢的苦都受了，唯和贫下中农难真成“一片”。现实中的他们总和以往受得的教育对不上号，为这，苦恼、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的我们，一身正气，尽力做着我们认为对的，可农民并不见得都乐意的事。
    那还是红彤彤的年代。一进村，屁股后面就会跟着一群要像章的孩子，伸着小手，拖着长长的山西腔“给我一块像——章!”于是，从北京带回很多一毛钱一个的最小的毛主席像章散发。我们建议每天干活前要背语录，面向太阳高唱东方红，社员们也跟着唱。“山里人对主席的感情就是深”，这是第一印象，也是自始至终没改变的印象。
    访贫问苦之后，我们自觉寻找着这里的阶级斗争。和社员混熟了，话多了，疑惑也来了。好多人说，这儿的穷都是因为懒，抽大烟，才落到卖地、扛长工的地步。这显然有悖于以前受的教育。听到有的贫农甚至是老革命对解放后依旧如故的穷日子发牢骚时，更是不解。但看到了，他们着实过得苦，与和他们一起革命早走出山沟在城里做了官的亲戚们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备了一个小药箱，从北京带回各种常用药（是用自己也极少的钱买的），免费给社员。还自学了针灸，治牙痛、腿痛、胃痛都能见效。村里人头痛脑热、小伤小病全来找我们，听到老乡们的几句感谢真比吃了蜜还甜。

仁武君

还干过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侯峪的上、下村之间有一段又陡又窄的坡路，全村人不仅天天要走，还是上山干活、送粪、担庄稼的必经之路。我们开始时下坡两腿直打战，于是商议，做件好事——修台阶。没承想吭吭地刚铲出几个台阶的模样，就被村民说成搞破坏：“我们的硬脚板可受不了这规规矩矩地迈台阶”，一个住在上村天天要走这条道的小脚老婆婆说：“你们修了这些圪棱棱，黑天我们走道还不把脚拐了？”垂头丧气的我们只好又削掉那些铲得坑坑洼洼的棱子。
    大队长李四货是个极精明的人，两个大圆眼珠骨碌碌一转，谁也玩不过。我们和他一直没搞好关系，还吵过几次。第一次是因为安家费问题，那时国家给每个北京知青拨210元安家费。不知谁传出的消息，说队干部要挪用这钱，气愤的我们冲进会场，大加理论。大队长噼里啪啦拨了一阵算盘珠，结果是队里为安置知青还要贴钱。几句话把我们都说傻了。之后得知，对这事，干部们有两种意见，以四货为首的一派认为北京人是飞鸽牌，不如给他们先凑合着，用这些难得的拨款解决点队里的实际问题；对我们最好的老队长却说“人家娃娃大老远从北京来，咱不好好待，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家父母。”最后不了了之，我们也没住上新房。还有一次吵架是为不给女生买扁担。斗争的结果，我们得胜，代价是肩膀受了好几年罪。
    评工分是那时的一大难事，特别是上面号召推行政治挂帅的大寨评工法后，队长更难当。埋头苦干的老实人不敢吱声，有些权势干活偷奸耍滑的人往往得逞。插队生不管那些，最看不惯耍滑头、出工不出力的人，总爱替弱者说话。对想占集体便宜的，小偷小摸的更是坚决斗争。秋收时，一个男生被分配看果树，他白天黑夜守在地里，不许别人随便摘一个，自己跑得口干舌燥也不吃一口。还当众夺过一个老汉正咬一半的苹果。这下，插队生便成了一些人眼中“过于不通人情”的“倔鬼”。当然，也有很通人情的时候，我们养的第一头猪，光吃食不长肉，长成了35斤重的老猪，公社屠宰场不收，批准自行屠宰。我们把薄薄的两扇猪肉分成若干份，送给了很少吃到肉的各家。
    农忙时，常有人提出按地块“包工”、“分工”，不管用什么词，我们都坚决顶住，认为是路线斗争，几次在地头和要分工的副队长吵。那个叫艾中的副队长，被我们认定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典型，在外面认识的人多，脑子活，胆子大，经常倒腾点小买卖。想卖点农副产品赚钱却又胆小的人，常求他帮忙。因此，每次运动，艾中都被作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受批判。但过后他仍不改，由于路子多，成了大队长的依靠对象。一次，通过他和化工厂的人达成交易，送300斤麦子就卖给队里2000斤化肥（那年头买化肥不容易）。装好麦子的车就要上路，生让我们拦住了，坚决不许他们用队里的财产送人情。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队长指不定多恨这些瞎搅和的插队生呢。
    70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是叫得最响的口号，村村都要修大寨田，还定下硬指标，深翻土地一人一亩，锄棱刨土一人一亩。农民们真好说话，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很壮观。但干劲再大，限时限量的要求也完不成，层层干部只得报虚数。对这些无可奈何的做法，我们怪上面，没怨村干部。

仁武君

办政治夜校也是我们的创举。第一节开课是庆祝建党50周年，给社员讲党史。讲课人准备了6页纸的讲稿，念了一个半小时。下课时，多数人都溜了，剩下的几个也打了瞌睡。后来，丰富了讲课内容，学文化、念报纸、讲时事……还编了一本《政治夜校课本》，课本除了政治内容，还有农谚和科学种田的简单知识。可惜，这本教材没留下来。
    时代变迁，可能连我们自己都读不懂那时的事情和想法了，但是真实的。记录下来，作为一段历史吧。
    中国的农民们尊奉着东摇西摆的指令过了半个多世纪。唯不变的，是他们无休止的劳作和仍不算富足的日子。相信，他们终会找到自己的路和真正的好日子。
    思念苏平
    我们恢复高考后入学的这个年级，年龄参差不齐，大的三十出头，小的才十六七岁。但不管老少，个个都是玩了命地学。教室、宿舍、食堂，每天在这三点间奔波。晚自习时，几百人的阶梯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渐渐地，一个穿军装高高瘦瘦的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她的节奏似乎更快，肩上背着军用书包，手中端着白瓷缸子，每天匆匆地在三点间穿行，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她就是五十三班的晁苏平，我们逐渐相识，相知，成了好朋友。
    她小我五岁，十八岁入伍，在部队干了七年后考入医学院。依她的年龄，“文革”前刚念完小学，数理化都没学过，能通过理科的高考，该多么不易。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感到对来之不易学习机会的珍惜，用“如饥似渴”绝不过分。她是年级中少有的几个“兵”，又是共产党员，本应做学生干部，但任凭年级主任动员，她不为其动；不爱开会，不爱参加活动，并为此和年级主任吵过架。因为她的倔，大家不太敢接近她，她多是独来独往，急匆匆地走在教室宿舍间。
    可能是我俩投缘，开始是点头致意，聊过一两次后，竟越来越投机，逐渐常交换些学习体会和看法。我们聊天多是在去教室或回宿舍的路上，也算苦读中的一点调剂吧。有时在晚饭后，绕着操场走几圈，聊学的课程，考前的问题，感兴趣的科目……偶尔也谈以前的经历，今后的打算……总之，相通的东西很多，都是直肠子、急性子，都懒得参与与学习无关的事，都见不得周围乌七八糟的事，都恨不得一分钟掰成几瓣地念书……
    一起只去了一次离学校近在咫尺的迎泽公园。记得是春天，雨后，园里春光宜人。她跟我谈了她的父母、家人，和她小小出来当兵的经历。讲了她初婚不久的爱人，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军官，别人曾给他介绍过很多漂亮女孩，都没看上，唯钟情于长得极一般的瘦瘦弱弱的晁苏平。讲到这些时，她脸上洋溢的无限幸福真的改变了平时那张很普通的、近乎于呆板的脸，让我忽然发现她竟是这么美。清秀的面庞，弯月般的双目，甜美的微笑至今在我记忆中。
    三年级下学期，苏平告诉我，她怀孕了。读书和孩子都是她的至爱，她只能服从休学一年的规定。休学后，我们常通信，她讲胖儿子给她带来的欢乐，讲在带孩子间歇时学第二外语，还寄过照片。在得知我也怀孕后，让我争取不休学，让我多吃桂圆、山楂。

仁武君

1982年6月份，收到她的信，说准备把孩子送到奶奶家，自己要突击复习功课了。还寄来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那是极甜美的一家。照片背面写着“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于烟台留影”。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我们最后的通信。
    很快，传来苏平患白血病的消息，两个月后，传来她去世的噩耗。这一切，快得令人不可置信。年级派了一个学生会干部赴山东参加她的追悼会，回来讲述了她最后的日子和追悼会过程，我才确信，这一切是真的，苏平永远地离开我了，她走的时刻，离给我写最后一封信，距他们三口的合影日只有两个月零13天的时间。
    她的病情发展很快，并发严重感染，特别是口腔，溃疡极严重，可以想见她的痛苦，但她从没呻吟一声，还坚持每天背外语单词。
    后来，收到她爱人寄来的追悼会悼词。我颤抖地打开那两页发黄的油印纸，头行写着：“晁苏平同志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四时十分，在山东省立人民医院心脏停止跳动，和我们永别了，时年29岁。”“她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期望病愈以后早日回到学习岗位。在住院期间她以惊人的意志同疾病作斗争，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她极力忍受着全部痛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没有一声呻吟，她的坚强意志使医院工作人员和同室病友感动得声泪俱下……”
    我相信这一切，苏平能做到。我能看到她骨子里的那股刚气、倔气，感受到从她灵魂深处迸发出的生命力。
    毕业前，又收到过她爱人的几封信，字里行间，流淌着他的哀愁和思念，诉说着由于不少人要给他介绍女朋友而带来的烦恼……
    后来，我曾两次去烟台，每次都难以抑制地思念苏平，面对茫茫人海，呼唤着我的好友，和她那个叫做响响的可爱儿子。
    写这篇小文，像与苏平的一次约会，不舍得离开。
    她走后的24年，是她的同学们大有作为的年代，她本应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会是出色的医师，杰出的研究员，知名的教授，也会是一位好妈妈。但她走了，没有赶上做她曾那么渴望的美好事业。
    20多年的工作中，累时、苦时、烦时、怨时，一想到苏平，就觉得不该，比起她来，我们有的已经足够了，只该再多干些，把她的那份也做出来。
    苏平，我会永远记得你。你短暂生命所发出的，是独特的，唯属于你的美丽光辉。
    甜，总是苦涩的
    听说，但凡做甜食时都要加些盐，只有加盐后才能更甜。生活中的种种感受确也是如此。
    人生百味中，谁都渴望尝到的甜多些。结果，对甜的渴望越切，感觉也就越少。其实，上帝赋予每人的酸甜苦辣可能都是平衡的，只是甜度各异，有的甜得发腻，有的甜中带苦，或苦中有甜，我属于后者。

仁武君

单一纯粹的甜味似乎只在小时尝过。那时，一块普通的水果糖块就能得到无穷的满足和快乐。一张奖状、几些赞许或是吃顿好饭、听个好故事，都会高兴之极。最忘乎所以的兴奋还是来自游戏，跳皮筋、跳房子、藏猫猫……每天都是在大人招呼吃饭的呼喊声中恋恋不舍地收摊。小学时住的郊外正大兴土木，到处挖的地基和沟壑，是捉迷藏的最好战场。还常常比赛跳沟，在一道道宽宽的地基前打赌，我憋足劲儿，一准跳过去，常是赢家。
    中学后的快乐与越来越多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联系起来，像参加什么重要活动啦，远远地瞭望领袖的伟大轮廓啦，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我们，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殊不知，那发腻的甜里已被添进了兴奋剂、麻醉剂或是什么更可怕的东西，致使我们在极度兴奋之后，遭受了那么长久的苦痛。
    渐渐地，我们尝到了生活中远多于味蕾能分辨的味道，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混合味道，有时是两种，甚至多种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而混合方式的排列组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甜味多是在这些混合滋味中咂吧出来的。
    于是，更习惯于感受奋力后的喜悦，不是别人的赐予，无需旁人的评议，是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呕心沥血的回报。跋涉中坐在每道台阶上歇息时，不都享受过这样的喜悦吗？那是能用全身心感受回味的，加入多种作料的苦涩的甜。
    同样是渐渐地，莫名其妙地，减却了对甜的追求，即使对奋力后获取的喜悦，也不再有往日的激情。那企望的甜味似乎融进了跋涉的每一投足，每一喘息，而不是最后的片刻了。方知，余味长久的甜，都带些苦涩，且要在调制过程中品味。
    每人都有自己的路，自己的坎，自己的喜怒哀乐，或是命运为你备好的独特味道，或是由自己调制，都必须独自品味吞咽。
    平静、慢慢、细细地品尝那份属于自己的滋味吧，甜味存在于感受的过程中。
    我们也曾年轻
    当坐在同学聚会席上，望着身边头发斑白、既生疏又熟悉的面孔时，我们发现，自己老了；当看到高出我们一头的儿子自信地侃侃而谈时，我们承认，自己老了。
    当偶或听到熟悉的儿歌、闲聊起近乎忘却的往事时，当某事恰巧激溅起你记忆长河的水花时，回首一望，你会看到自己走过来的一串串脚窝，有深有浅，曲曲弯弯，有些淡忘了，有些却深深地印在了心里，印在心里的往往是那些走得很艰难的、踏歪了的、陷进泥坑的，或是脚曾被荆棘石砺扎伤，足印尚留着血迹的那些。那是凝灌着我们年轻时的血汗和泪水的脚印，是一个个逐渐变得扎实、清晰的脚印，我们知道，淌出了这串脚印后，就再不会为以后的任何路难住。即使是更高、更险。

仁武君

我们曾千次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次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次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过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亲人和后代。
    在那冷落多年的老箱子角落，也许还静静地躺着已发黄的日记本；在那已被虫蚀了的老相册中，映入眼帘的是稚气的红领巾、傻乎乎的小辫刷、带着时代标记的服饰以及兴奋中带有迷茫的面容……那就是我们的青春，饱含着我们这一代人欢笑和泪水的青春。
    红领巾时代，伴随着欢笑、歌唱，我们曾用自己的小手拾过铁钉、挖过蛆蛹，高举着鲜花接受主席的检阅。那时，我们被告知也自以为是最幸福的一代。步入青年，我们过早地品尝了政治斗争的严峻、人世间的冷暖；顶着强硬的山风，我们迈进了生活，用未成熟的臂膀担起了现实赋予我们的一切。那时，我们以为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大地回春后，兴奋之极的我们那么急切地想抢回时间，开始新的奋斗和追求。为了实现应有的价值，为了承担社会家庭的责任，我们尽力做着该做的一切。20多年日日夜夜地做着，无声无息地做着，也终于明白了，我们是过渡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累了，真的累了。
    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亏，吃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苍苍的老师身边，才蓦地发现，支撑着我们走过一切沟坎的正是她们那几句既陈旧又朴素的教诲，流灌在我们体内的正是那一代代传继下来的秉气。那是最初浅最基本的做人道理，永不可变地烙在我们的心底，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事业生涯的升、迁、兴、败，使我们充实，让我们踏实。
    当我们凭着这些，仍在一如既往地做着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你不熟悉的、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你意识到：需要补充，需要更新，需要适应，需要转变，需要重创新的起点。当我们做好准备并自认为有能力面对这一切时，又被告知，你的时间到了，这一切结束了！
    是啊，人不能愚蠢到忘记自己的年龄，也需承认新陈代谢这最基本的自然规律。还是以自己生就的秉性对待吧，无须累赘，快快打点自己的行装。
    一种茫然，以前曾多少次让我们困惑的感觉又来到了身边，在那北风呼啸的山间小路上、狂风暴雨的不眠之夜里……人生似乎画了一个圆，又回到了原点。可能在结束一段人生经历时都会有这种感觉吧。不管怎样，你得承认，生命中这段最宝贵的时光，对于我们，已经结束了。
    世上最公平的是时间，它无私地将无言、无形、最平常而又最神秘的时空让世人同享。每个人都会经历他一生中的不同时代，人的一生就是告别一段段经历的过程。重要的是每一段都让我们收获了新的启迪。
    感谢艰苦和挫折留给了我们虽带内伤但仍皮实且坚韧的体格、怀抱感恩且易满足的心态、脚踏实地不愿言输的精气神儿，更感谢遇上了今生尚未享受过的宽松空间。
    让一切重新开始吧，凭着我们心中盛满的爱，没有奢望，没有目标，只求有益，只求欢快。我们会永远记住属于我们的年轻时代，享用她给予的回报，珍藏那颗尚未熄灭的青春火种，充实生命还留给我们的空间。

一个盛泽人

作者比本人长了3岁吧，经历没她多，水平更比她差。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辈上的人吧，她说的事情自己也大多经历过，我们也算是完成自己的使命了。希望好的传统在下一辈人中继承下去，但看看现状是有点担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