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刘少奇之死内幕：遭掌权者诬陷 死时衣不蔽体

仁武君

　　本文选自《包头晚报》，作者：杨国选
　　亲密的战友与接班人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几十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刘少奇一直在白区工作，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刘少奇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大量著作，贡献突出。
　　当时毛泽东给予刘少奇很高的评价。
　　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刘少奇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分歧始于“三面红旗”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刘少奇本来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但在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的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于是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
　　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
　　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造成毛、刘分手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待“四清运动”的不同看法。毛泽东认为要从政治上搞“四清”，斗争的重点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刘少奇则认为应从经济上搞“四清”，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往阶级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生气，联想起邓小平劝他可不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邓好意劝他不必参加会)，认为中央第一线不让他放心，并坚持让刘少奇作检查，认为这不是个人之间的是非，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大是大非。这件事加剧了两人之间的冲突，毛泽东对刘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当时的外交问题上，在调整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事上，毛、刘二人间也有较大分歧。
　　毛泽东将刘邓推至“文革”风口浪尖
　　1966年5月，毛泽东在南方休假。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安排，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六月的北京，政治风云动荡，聂元梓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而且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大学随之出现了群众组织“红卫兵”，大批学者专家领导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杀。中央决定派出工作组引导“文化大革命”，却又与群众产生对立分歧，纷乱的形势让刘少奇不知如何应付。他多次打电话给毛泽东请示汇报，均未收到明确的回复。六月末，迫于无奈，刘少奇和邓小平乘飞机去杭州，与毛泽东面谈运动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讨论工作。毛泽东委托他们相机处理。
　　刘、邓回京后，立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控制和引导“文化大革命”。七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他不这样看，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
　　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成为不点名的“资产阶级司令”，他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毛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当即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议，努力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此后，刘少奇处于被批判的境地。
　　他要认识错误，准备书面检查，以让毛泽东满意。
　　10月，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上作检讨。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做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我的检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50多天来的错误。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性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第二部分，是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如1946年在对东北战争的指导上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第三部分，讲我犯错误的原因，一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不理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错误估计形势，世界观没改造过来；第三，最根本的是没学好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是专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仁武君

　　刘少奇决定解甲归田
　　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现实让他作出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
　　刘少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同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安慰地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部分上了街。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要他立即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要找他谈话。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心里拿不准此行的意图，他拉下车窗帘子，闭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没有什么多想的，互相通通气，看看他的态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回家种地去，重要的是要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搞法对国家损失太大……
　　“噢，少奇来了，坐，坐。”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抽烟，他没有站起来。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谈？”刘少奇平静地问。
　　“找你谈一谈。平平的腿好了吗？”很显然，毛泽东已知道造反派以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为名，骗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华大学的事。
　　“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没有马上接话，他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偏信林彪江青诬陷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林彪、江青一伙深知，要打倒刘少奇，不经过毛泽东点头，那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1966年8月11日和12日，叶群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向他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写成书面材料揭发上报。13日，林彪在住处找这位副部长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材料改成向林彪和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当天，林彪就把这位副部长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1966年8月13日，康生让他的老婆曹轶欧出面，给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把它挂在刘少奇的账上，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林彪、江青一伙进一步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些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
　　毛泽东接二连三地读到和听到这些材料时，不能不为所动。特别是毛泽东原先闻所未闻的所谓刘少奇历史上几次“被捕叛变”等情况，终于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只有把刘少奇的性质再次升级。
　　林彪、江青一伙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群众中制造打倒刘少奇的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起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果然，蒯大富回校后，立即筹备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即所谓“12·25大行动”。
　　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5000余名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分五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并且醒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楼。12月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公然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狂潮，强使群众接受“倒刘”现实。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制造“倒刘”舆论。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向组织“12·25大行动”的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拉拢说：“是毛伯伯和我对你好,还是刘少奇、王光美对你好？所以你要明白，要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要跟毛伯伯和我走,不要跟他们走。”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写了大字报。
　　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他“回去后要组织批判”。蒯大富接受任务后，几天内就组织人马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1月10日，康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煽动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绑架了王光美,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一伙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为到处出现，对此不但没有人出来制止，而且不容许人们提出任何相反意见。全国已经形成“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1966年12月，林彪、江青背着中央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为：谢富治(组长)、江青、汪东兴、萧华、叶群、陈伯达(顾问)。
　　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做“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
　　就这样,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家主席，被林彪、江青丧心病狂地立案审查,充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1966年底，“打倒刘少奇”的行动已经从北京蔓延到全国。12月，北京地区一些老“红卫兵”，因为为刘少奇鸣不平，被“中央文革”下令抓了起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也因为有过一些保护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于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只准说刘少奇坏，不准说刘少奇好。同时，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下，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法制破坏殆尽，使江青、康生之流得以为所欲为，以售其奸。

仁武君

　　对刘少奇的斗争升级
　　没过几日，刘少奇的家再次遭受冲击，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张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面对嘈杂的人群和责问，刘少奇的声音很坚定：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伴随他的声音，是那在寒风中阵阵晃动的苍苍白发。
　　接着，造反派扯断了刘少奇家中的电话线，红机子的声音再也没有悠扬地响起过。
　　中南海外，几十万人围集四周，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刘少奇！”
　　1967年2月前后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老革命家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激烈批评，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于是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集中矛头、团结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国性的动乱，就不得不一错再错，把刘少奇问题彻底端出来。
　　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1967年4月1日，国内各大报纸登载了署名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读后，气愤至极。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向他宣布如下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并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
　　刘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个机会让他公开答辩,虽然现在是个非常场合,但毕竟有了把话说出来的机会,他逐条驳斥戚文对他的污蔑，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当造反派质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一下子怒火冲天，白发上竖：“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这事，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第二天，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成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不料，几个小时之后，竟被撕得粉碎。
　　一连串的莫名打击，使刘少奇精神上极为痛苦，加上突然改变作息习惯，限制安眠药用量，他几天都没能睡着，身体变得很弱。偏偏在这时候，清华大学造反派们要组织30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
　　刘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蕴结在心中的积怨终于如火山一样爆发了。说着，他把手中的汤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
　　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把在家的几个孩子叫拢过来,缓缓地说：“将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多年斗争磨炼出的感觉告诉他，下一步，将会变得真正残酷起来。
　　1967年7月18日晚，依据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几十万群众联合批判刘少奇。中南海外，几十万人聚集四周，他们携带的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奏出高调的喧闹声；中南海内，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不许他说一句话，否则就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刘少奇已难以忍受，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渗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他的汗水也随着震动流在地上……
　　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自家院内举行。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还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在神圣的祖国大地上，在庄重的中南海院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竟遭到这种侮辱性对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顾一切，挣脱造反派的手，扑向刘少奇，刘少奇也不顾拳打脚踢，与王光美的手紧紧握住。也许，这是最后的告别！执手相看泪眼，怎不凝语哽咽？他们传递友情、温暖和鼓励的手终于被暴力分开。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复。8月7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刘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们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里，却不能相见，更不能相互照顾。十几天后，这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待遇也没有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
　　当刘少奇得知妻子儿女已经离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时，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强迫改变生活习惯，加上不给足量的安眠药，刘少奇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以致神志恍惚。他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加上批斗会上的扭打，旧伤复发，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他的右腿被打伤，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要走50分钟，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后来实在走不动，就让工作人员去把饭打回来，但去打饭的人也被称为“保皇兵”。人们也不愿去打饭了，只好打一次饭分吃几顿。他满口只剩下七颗牙，根本嚼不动窝头、粗饭。他长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馊饭，身体更为虚弱，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刘少奇病得越来越重，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人用听诊器狠狠敲打他，有的用注射器在他身上使劲乱捅，还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刘少奇只能默默忍受着……
　　1968年7月，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医生过来用常用药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防止刘少奇死掉。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对医护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为维持刘少奇的生命，医生提出实行监护，住院治疗，被看守人员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绝。刘少奇虽然没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没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护土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残忍的折磨，使刘少奇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难忍，常使他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乱撕。他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他难受的情景，就把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捏在手里，不久，这两个塑料瓶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
　　对刘少奇来说，活着已是一种折磨的惩罚，但他还是要坚持活下去，他要活着看到事实证明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却是轰然雷击。

仁武君

　　非法通过刘少奇“政治生命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然而，林彪、江青一伙丧心病狂，却选择在刘少奇70岁生日（1968年11月24日）这天通知他：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在心头的气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暴发出来，他的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但他一声不吭，攥紧双拳，那双干涩的、快要裂开的眼睛，喷射着怒火……寒风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从此，刘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他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专护刘少奇，仍没改变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活着看到改变命运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马克思那里去说了。
　　死时衣不蔽体头发盈尺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
　　晚7点多钟，光着身子的刘少奇———他原来的衣服烂了，没有人补，脏了没有人换，干脆给扔了———被人用粉红色的缎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条白床单，放在担架上，送上了飞机。他鼻子里插着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奄奄一息……
　　晚9时许，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接受“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马上爬上舷梯，走到后舱，看见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医护人员怔住了……刘少奇的担架被抬下飞机，放到救护车上，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驶向市区，但不是去医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里的一个由重兵把守着的独特小院。
　　从这夜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极严，事先被告知执行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从此失去“自由”，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来往，形同软禁。
　　由于刘少奇在担架上没穿衣服，到开封的当天夜里，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烧39℃，呕吐得厉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11月5日，刘少奇再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下来。当时在他身边的人都说：“他虽然不说话，但特别配合治疗。他还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着的那一天……”
　　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人也不准留，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用。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还特意去火化场看了看，然后，向当地负责人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11月10日晚，刘少奇再度发高烧，虽不能确诊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两眼瞳光反应消失，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有关人员才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6时47分，值班医生和护士赶到现场。
　　8时47分，“抢救”小组人员到达现场……此时刘少奇已被转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铁门上了锁。
　　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闻讯后火速从北京赶往开封，直奔老首长身旁。只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瘀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眼泪，蹲下身去，给刘少奇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给他穿上，然后就被人支开了。15日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头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拖到一辆吉普车上，开向开封市东郊的火化场。车厢装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两只脚露在车厢外……
　　火化场已得到通知，将要火化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工作人员忙着喷洒消毒剂。20多个军人在火化场外实行戒严。吉普车到达后，刘少奇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与此同时，他生前在开封的遗物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
　　现住址：××××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这就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没有亲人的哭声，没有白花黑纱，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惨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5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刘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和他的亲属尊重他的遗愿。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散撒骨灰的任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
　　5月19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的护送下，由北京乘专机运抵青岛军港。近万名解放军官兵和人民群众聚集在青岛码头，为这位一代伟人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执行散撒仪式的5艘海军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
　　（资料源于《中南海人物春秋》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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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话，政治真肮脏

仁武君

　　还是那话，谁是谁非，我不知道，但面对一个这样的老人，我心情很沉重。

flyingstar

刘一直是个执行者。对于一些困难，决策要敢于担当，但是执行也要有担当，辨证来看，刘执行者的角色并不好。

civil

真情如何，不得而知，不好作评说。若此段文字属实，那作法确实不妥，莫说是国家主席，就是一个普通人也不能这样对待。听说抗美援朝时对待美军俘虏都挺优待的，怎么对本国的一个主席却这样残忍呢？

卧底

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最残酷的